周易哲学与曾国藩的事业

发布时间：2013.02.03 浏览次数：

曾国藩是晚清具有广泛影响的一位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正如太炎先生所说，“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i] 在他身后这两种情况都鲜明地存在过，而且长期争论不休。如何做到恰如其分，难度很大。本文打算从他功过成败，来看周易理论在他生平事业中产生的重要影响。自知才疏学浅，难以做到不誉不谳，客观全面，不当之处望方家指正。

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及其他种种矛盾，无一不突显出来。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又形成两大政权的对峙，整个国家处在极端危险的境地。曾国藩由于种种历史的机缘，冲进政治斗争漩涡的中心。一个新的人生舞台在他面前展开，奋斗成功就可以实现“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ii] 的宿愿；不慎失败就会家破人亡。因此，一个正确的方法论对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像许多人一样，他首先想到的是周易哲学。《周易》经传表达了华夏先民独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历史上每次哲学的跃进都从《周易》的重新解释开始，每次重大政治军事斗争中人们都积极学习、运用《周易》智慧。曾国藩不仅熟读牢记，而且写读书笔记，经常在文章、书信中对《周易》理论加以讨论，从中引出解决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结论。根据周易哲学，他对世界的运行有如下的理解：

“天地之数，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则生两，两则还归于一。一奇一偶，互为其用，是以无息焉。物无独，必有对，太极生两仪，倍之为四象，重之为八卦，此一生两之说也。两之所该，分而为三，淆而为万，万则几于息矣。物不可以终息，故还归于一。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两而致于一之说也。一者阳之变，两者阴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iii]

奇偶即阴阳，奇生偶成指阴阳配合形成事物。事物的发展，从一到两（包括三、万）和从两到一，是相辅相成的两个过程。按照周易原理，从太极两仪到八卦、六十四卦，再从六十四卦到两仪太极；按照宇宙演原理，从天地男女到万事万物，再从万事万物到男女天地，都有自一而多和自多而一的辩证运动。对于阴阳奇偶他有更进一步的论述：

“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无所谓道者。传曰，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盛德之气也。天地凝严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尊严之气也。斯二气者，自其后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则庆赏之事起。因义以正物，则刑罸之事起。中则治，偏则乱。”[iv]

“盖自乾坤奠定以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静专动直之妙，皆性命所弥纶。立地之道曰柔与刚，静翕动辟之机，悉性命所默运。”[v]

这两段话说明，曾国藩对易理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阴阳即矛盾观念，有深刻的理解。 “阴阳”“乾坤”“动静”“奇偶”等概念尽管切入的角度有所不同，但都表示矛盾对立，在这个意义下可以统由“阴阳”来概括。他认为阴阳的依存与斗争是宇宙共同的统一的道，而天地万物自身特殊的矛盾，又形成它们各自不同的道。天的阴阳，地之柔刚，人之仁义，就是天地人特殊的道。阴阳是天地万物的性命，是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存在与发展的根据。因此没有阴阳，易就不存在，天地万事万物就不存在。人生在世，无论修身还是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顺性命之理，符合天道地道人之道以及万事万物之道。要做到这点就要正确把握事物自身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把握它们的“中”，只有这样，才能在实践中达到自己的目标。

二

纵观曾国藩一生，作为政治家和军事统帅，他能够在各种困难复杂的条件下，把阴阳对立统一的易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实践，这是他成功的关键。

曾国藩时代的学术界，一方面存在着盛极而衰的的汉学，另一方面又有不绝如缕的宋学。汉学重文物典章的考据，宋学重义理的体认，两派形同水火，门户之见极深。曾国藩不像当时的多数学者那样，加入一派反对一派，而是各取所长，相互为用。开始他向著名学者唐鉴学宋明理学，后来又跟着好友刘传莹治汉学，最后深深服膺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曾氏有经世济民的抱负，既不满足于汉学也不满足于宋学，因而拾起儒家已坠的经世传统，大力倡导孔子的礼学及顾氏学说。自姚鼐以来一般的学人认为世上只有三种学问：义理、词章、考据。而曾国藩认为还有一种重要学问，即经济之学或经世之礼学。他认为，“礼非考据不明，学非心得不成”，[vi] 理学教人理解天人之理，提高道德修养，考据教人掌握音韵训诂典章文物，它们本该是礼学的组成部分，分开来都有片面性，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才能实现修齐治平的人生目标。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儒家经世致用之学。

他说：“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覈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讲究之事。”[vii] 他说自己的志向是：“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viii] 曾国藩的经济之学，就是汉宋两学对立的统一，由于这种统一，它具有本末兼该、经世济民的巨大功用。经济之学开辟出一个新的理论境界，汉学与宋学的各个问题，在这个新的平台上得到新的理解。一向存在的门户之见打开了，成圣之路是顿悟还是渐修的争论也平息了。如他所说，达到“通汉宋二家之结，息渐顿诸说之争”[ix] 的目的。这样，他以自己的经济之学成就，声名远远超出侪辈之上。

在为人处世方面，他刚柔并用，主张“作人之道，以刚介为自立之基，以敬恕为养心之要。”[x] “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奉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xi] 从传统学问的传承来说，就是“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即把墨家的有为与道家的无为这对立的两极结合起来，做到为公忧勤惕厉，为私不求享乐。他创办湘军，亲冒矢石，率军上阵，是奋发有为的写照；“终身衣不过大紬，食不过一肉”，[xii] 是节俭的模范。对于盈阙之理，则有更深的体会，他在《求阙斋记》中说：“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刚侵而长矣，至于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他读了临卦彖传，对于宇宙间消长转换的道理深有体会。阳长到顶点就生出阴，阴长到顶点就生出阳。这就是物极必反。为了保持盛而不衰，盈而不阙，不可以将盛与盈发展到顶点。因而曾氏事功越盛，权位越重，就越是小心谨慎，凡名利的获得，生活的享受，都自觉地留下缺憾，以与满盈相调剂，真所谓临深履薄，战战兢兢，这样他就做到了高而不危，颠而不倾。

在对清廷的关系上，更显出他在处理矛盾关系上的造诣。在他创建湘军之后就掌握了一支相对独立的军事与政治力量，与清廷关系因而变得微妙起来。清廷要靠曾国藩来挽救自己，但又恐怕他的势力坐大，因而在利用之外还要限制、削弱。曾氏对清廷除了称臣听命，还要巧妙地抵制它对自己的限制、削弱。曾氏多次以极其高明的刚柔并用之术来对付清廷。英法联军攻打北京时，朝廷要调湘军战斗力最强的鲍超部北上勤王，归满人常败将军胜保指挥，实际是借机削弱曾的势力。曾氏对此洞如观火，但是在这个时候拒绝鲍超北上，不啻坐视君王之难而不救。于是曾国藩故作姿态，上疏称鲍的能力声望不足以完成此项任务，只有他本人或胡林翼前去方可。实际上他已经与胡林翼等商量好了，一旦朝廷同意这个方案，他并不调动湘淮等军主力，只带少量兵力前去做个样子，表示尽了君臣之礼，至于“有济无济，听之可也”。[xiii]结果因其地位太高，对抗太平军的战事正在进行，清廷没有让他前往，这样就达到了保护湘军的目的。到了他打败太平军，坐镇江南，拥兵几十万，实力足以夺取天下的时候，与清廷的矛盾进入一个新阶段。当时他的朋友与属下纷纷劝他成就帝业，他没有接受在劝进的部属面前，曾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的联语，表示高尚其事的超然态度。但他这样一个老谋深算的人，不会仅从道德而不从功利的角度进行考量。他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的中国，除自己与清廷这对矛盾之外还存在许多对矛盾，如果与清政府绝裂，形势可能失控。清政府腐败透顶必亡无疑，但必做困兽之斗。其他政治军事势力甚至湘军内部派别，也将奋起逐鹿。列强早已虎视眈眈，不会放过灭亡中国的良机。结果将是百万生灵涂炭，列强瓜分中国。这是曾国藩决不愿意看到的。既然不能前进、张扬，那就必须退却、收敛。他断然解散湘军主力曾国荃部，让曾国荃本人托病不赴浙江巡抚任，命在湖南兄弟子姪不得张扬，甚至不进省城。这样就消除了清廷的猜忌，使自己的家族得以在众多反对派的攻訐声中安然无恙并享受高官厚禄。

辛亥以来的革命者，多把洪秀全看作革命的先驱，而把曾国藩看作汉奸走狗、革命的死敌。如果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曾国藩当然难辞其咎。太平天国革命有两面旗帜，一是反满，要铲除清帝阎罗妖。一是反封建，要实行《天朝田亩制度》使天下人均匀饱暖。从反封建来说，它没有摆脱农民起义的老套路，《天朝田亩制度》没有也不可能实行，建国后很快就蜕变为一个封建政权，腐败程度不下于清政府。从反满来说，只有把它理解为反对满族贵族统治才有积极意义。因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满清贵族，广大满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样也是被压迫者，不加区别地反满不是一个好的策略。实际上当时民族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而这是反满口号中所没有的内容。所以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支持太平天国与支持满清政权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问题是怎样选择对于国家人民更有利。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对于纾解民困，增强国力，抵御外侮都有益处。自曾胡左李等人登上历史舞台，汉官的权力增加，地方的权力增加，大大削弱了满清中央政权。从这些方面看，对曾国藩即使不能说动机善良，也可以说效果可以接受。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的办法是精神物质并重，政治教育与提高待遇并重。没有政治思想和纪律的部队不可能坚持长期艰苦的战斗，所以曾氏非常重视对部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不断向湘军宣传他《讨粤匪檄》的基本思想，激励他们为反对洪秀全的洋教，捍卫孔孟之道而战；为反对太平军造反，保卫两湖三江之民而战。其次打出爱民的旗号，严肃部队纪律，争取百姓的支持。他先后编出《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等，要求军人习唱、实行。歌中说：“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 “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并有“莫走人家取门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兵勇不许乱出营” “不许吸烟并赌博，不许高声大喧哗。奸淫掳斥定要斩，巡更传令都要查。”等具体规定。另一方面，他募到大笔款项，将湘军的军饷、抚恤大幅度提高，达到绿营兵的两倍，使军人无后顾之忧。因此湘军在开始时的确是一个作战勇敢，军纪严明的部队。但是它毕竟不是人民的军队，不能把这种品格保持到底。后期由于胜仗打多了，军中骄悍贪婪的风气迅速抬头。湘军的许多将领，攻入一城常常纵兵抢掠数日，占领天京之后的烧杀劫掠则达到令人髮指的地步。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曾国藩虽然心知肚明，却不予以制裁。但由此深知这支部队不可再用，成为他解散湘军的动因之一。

在战役指挥上，曾氏时刻注意正确处理主客奇正的辩证关系，抓住战争的主动权。他针对当时的作战形式，将主客奇正作了详细界定：守城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相持之军队，先呐喊进攻者为客，后动手者为主。正面当敌者为正，侧出者为奇。意有专向为正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等等。这种界定在当时是有根据的，但后来由于条件的变化已经不再适用。不过重要的是曾氏对于主客关系、奇正关系的辩证理解。他说：“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xiv] 这点很正确，能够适时地实现变动转移的才是好统帅，才能打胜仗。在全局的战略布署上，曾国藩注意了主要战略方向与次要方向的配合。决胜长江，保武昌，占九江，攻安庆，最后图金陵，是曾的主要作战方向，从他出师就咬住不放，嫡系曾国荃部就安排在这一线。但他也从来不忘次要方向的战略配合，开始是小规模的，在有了相当实力之后则即开展大规模配合。他相继推荐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任江浙皖赣数省巡抚，带领各自人马从四面八方向太平天国腹地推进。他最终打败太平天国，与他十几年中一直坚持这个战略思想有直接关系。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不断进行野蛮侵略，如何对待西方侵略和西方文化，逐渐成为朝野关注的重大问题。其间各政治派别的反应都不相同。顽固派不但痛恨西方列强的侵略，而且痛恨西方文化，对它坚持深闭固拒态度。以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中国的礼义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可以超衰振弱。西洋“奇技淫巧”不可用，向西方学习就会成为汉奸，为洋人效力。作为一个深通周易哲学的政治家，曾国藩一生坚持“与时偕行”的易学理念，认为“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xv] 就是说时代变了，矛盾变了，处理方法也应该跟着变化。当变而不变，就要遭到灾祸。所以他对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总是给予极大的关注，并随时改变自己的行动方略以与之相适应。在与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形成了“以忠刚慑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xvi]的策略思想。在政治方面，是以体现忠刚之气的方针政策，对于西方侵略者予以威慑、抵抗，使之不敢觊觎中国。在文化方面，是改变盲目排外意识，承认技术上的差距，学习西方科技，使之为我所用。在他眼中，中国传统文化虽在价值观上有其不可否认的长处，但在形而下的科学技术上不如西方，因而经常在洋人面前吃败仗。所以应该“讲求洋务”“以为中国自强之本”。中学与西学在顽固派眼中是势不两立的东西，但在曾氏这里却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保持一定的平衡，为中国的自强服务，充分体现了周易的智慧。他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摺》中指出，外洋的船炮，先要购买，“购成之后，访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把它完全变为自己的东西。他不仅买来了洋炮洋船，而且1862年在安庆设立军械所，1865年与李鸿章一起在上海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实现了中国人自己造洋设备的理想。1872年在他去世前不久，又同李鸿章一起奏请朝廷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为国家培养掌握西方科技的人材。在他的推动下洋务运动蓬勃开展起来，这是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产生的第一个积极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的译书局，翻译出版了许多西学新书，推进了新思想的传播，为几代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粮。这当然是曾氏始料不及的。

人们都知道近代史上魏源曾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先进思想，但知道曾国藩也提出过类似思想的却不多。一些史书上说他买洋枪洋炮只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事实上不完全是那样，他也要用它们对付侵略中国的列强。当然他倡导的洋务运动，没有跳出封建主义的窠臼。但这毕竟是历史的进步，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三

《周易》尚中，不仅中爻是吉利的，而且中与包含中的概念如中正、中行、中道、正中、时中等等都有吉利的意思。《中庸》进一步发挥中的思想，它引用孔子的话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君子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又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道是无过无不及，因而道就是中。因此道不仅是阴与阳、刚与柔、仁与义的相互对立，而且是它们的无过无不及亦即中的状态，这是在种种对立状态中最佳的一种。要让事物发展得好，就要把构成它“性命”的矛盾，调整到中的状态。舜执两而用中，做的正是这个工作。中虽然现实地存在着，但它不简单地是位置与时间之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要把握得准绝非易事。曾国藩对此是有体会的，上面我们曾引用他关于“中则治，偏则乱”和“随时变易以处中”的话，对于他来说，中不仅难在随时变易，而且难在做善事也要注意不可过头，否则好事就变成坏事：“凡行之而过，无论其非义也，即尽善之举，盛德之事，稍过则吝随之。”[xvii]

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事，虽然总的说来离中不远，但是也有在重大问题上处理不当，失之过刚过柔的情况。过刚的例证是在反对太平军的斗争中杀人过多。他在办湘军之初，坐镇长沙发审局，对所谓“逆匪内应”大肆镇压。被杀人数各种材料说法不一，有的说一月砍头七十余，不到百日又杀了三百来人；有的说几天内杀人近千；总之是杀人如麻,他自己也承认“一意残忍”。[xviii]长沙乃至整个湖南一片恐怖，人们送他“曾剃头”的恶谥。他后来在战争中就“剃”得更凶，不但在战场上，即使对于俘虏，也是大开杀戒，战场刑场血流成河。湘军攻打安庆时，城外一千多太平军投降，他指示其弟曾国荃将其悉数屠杀，又告诫他“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xix]因而导致湘军的安庆屠城以及后来的金陵大屠杀。如何解释曾氏的虐杀？“乱世用重典”可以解释其中部分情况，譬如杀了可杀可不杀之人之类。但是滥杀无辜滥杀俘虏，完全是两回事，那是仁义之师所不为的。曾氏的动机可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出于斩草除根和威慑民众的政治需要，不问能够“感化”的和不能“感化”的，一概杀了拉倒。其二是对手已经失败，没有力量对自己构成威胁，可以放手进行阶级报复。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屈从洋人压力，不敢据理力争，亏中华而利列强，则是过柔的例证。天津教案的大背景是列强侵略中国，作为其助力的来华教士与教会，挟其威势，宣传洋教，欺压百姓，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因而各地教案接连发生。但具体到天津教案，则情形颇为复杂。先有关于教堂迷拐幼童，剜眼剖心，供配药之用的谣言，后有群众讨公道时法国领事开枪杀人。于是群情激愤，杀死该领事和法俄比意英等国外交官、教士、商人共二十名，并捣毁法英美等国几处教堂一处洋行。事后法英等七国联合提出抗议，要求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并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受命处理此事，接受洋人提出的条件，判处二十人死刑，（李鸿章接手处理，实际处死十六人）二十五人充军，赔款修建教堂。处理结果一公布，引起轩然大波，社会各界纷纷责罵，连北京的湖南会馆也气愤地烧毁了他写的匾额。但是应该说，曾国藩如此处理有其不得已的一面。第一，迷拐幼童之说没有根据，群众在盲目排外情绪支配下失去理智，杀人破坏，中方无理。第二，中国太弱又无准备，如果开战，要吃大亏，曾的做法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但是他在与法英的交涉中没能就法国领事开枪杀人为重要导火线一事据理力争，使中国少受损失，起码死刑、充军都可以减少（实际只有七八人可以落实杀人罪），赔款可以减少，犯有严重过失。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臣此次以无备之故，办理过柔，寸心抱疚。”[xx] 看来他对自己失中过柔也有所认识，但是，他只强调了客观原因：清政府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却掩盖了主观原因：对列强的恐惧和对民众的轻蔑。在这种心态之下，他的执两用中的哲学就被抛于脑后，他所说的“刚非暴虐之谓，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谦退而已”，就完全颠倒过来了。

拙文试图从世界观方法论角度，探讨曾国藩的成败功过的思想原因，可能对周易哲学有不适当的强调，但绝非宣扬它是万能的。从哲学到政治学，从政治学到具体的方针、策略，其间隔着诸多门槛。即使有了正确的哲学观点，也不一定就有正确的方针、策略。曾国藩之所以能将哲学原理落实到实践，是因为他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实际知识，对于诸如朝廷、吏治、军队、税收、民情等各方面的情况都有深刻了解。对于今人来说，在传统哲学之外又有了西方哲学，后者所阐述的矛盾学说也应该是我们的思想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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