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命运的探讨

中国人信命，犹如西方人信上帝。国人信命，是因为崇拜自然而不信神，人如万物皆有自然规律焉。西人信神，是因为崇拜上帝，认为人与宇宙万物皆是由万能的上帝创造的。就这一点，我一直为我们伟大的祖先而自豪。其人生智慧，从两种文明形成之初，就高于西人了。
但自古至今，国人亦不是一窝蜂地信命。思想界，依然有信命与不信命两种观点。信命者如孔子，列子，孟子，王充等。孔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孟子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曾国藩在给他儿子曾纪泽的家书里写道：“天下万事皆有前定，丝毫不能以人力强求，纷纷思虑，亦何补耶？”老百姓则常言“一切都是命，半点不由人。”这种观点认为，命运是不能改变的，我们只有“顺受其正”的份儿，人力强求是没有什么补益作用的。
有信命者，自然有不信者。荀子就曰：“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我们可以把天命当作一种生物来蓄养和控制。《逸周书·文传》则明确指出：“人强胜天。”宋代刘过的《襄阳歌》也说：“人定兮胜天。”这些人都认为命运是自己掌握的，人定胜天。但在那个时代，他们实践过“人定胜天”吗？没有。自古至今，廿五史，记载过谁胜过天的例证吗？没有。别说胜天，就是胜地也难。当年的愚公，就梦想胜地的。他想用一家子子孙孙的力量移掉门前的两座大山，智叟听说就劝他，以你子子孙孙的人力怎么可能呢？愚公其实没挖一锨土石的，是他立志移山的精神感动了老天，派两个神仙样大力士才背走两座大山的。所胜者，还是天道的力量，而不是人道的力量。愚公者，愚蠢也，智叟者，智慧也。愚公移山的典故，本意是讲智慧优于愚蠢、智慧胜于愚蠢。而我自小学开始，就被传统教育忽悠了，要我们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后来，我读国学，读历史，才知道我们应该学习的是智叟的智慧，而不是学习愚公愚蠢的不切实际的蛮干作风。毛老人家亦搞过“人定胜天”的实践，举国学愚公，大炼钢铁，大搞人民公社，结果真正与愚公一样愚蠢，不切实际，换来了三年人祸天灾。孔子五十而知命，毛老人家到了晚年，亦信了命。八十三岁那年，当吉林天降陨石时，他自己心里已经知道，老天就要收自己的命了。
其实，古人早就明白，人力是斗不过天命的。《列子·力命篇》以“力”与“命”为辩论双方，对命运进行过一场精彩的辩论。力代表人力一方，命代表天命一方。“力谓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寿夭穷达，贵贱贫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诸侯之下，而困陈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扎无爵于吴，田恒专有齐国；夷齐饿于首阳，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无功于物，而物若此邪？此则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朕岂能识之哉！’”
意即，人力对天命说：“你的能力怎么能跟我相比呢？”天命说：“在自然规律面前，你能有什么作为？敢跟我比？”人力说：“人的寿夭穷达，富贵贫贱，都是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而实现的。”天命说：“彭祖的智慧，比不上尧舜，但他寿长八百岁；颜渊的才华，皆在众人之上，可他却只活了三十二岁；孔子的品德，比列国诸侯都要好，但他却颠沛不遇，困于陈蔡；纣王的德行，比一般人都坏，可他却高居君位，作威作福；被孔子誉为‘至德’的圣人季札，在吴国没有爵位，而被称为‘诸侯大盗’的田恒，却在齐国为相；伯夷和叔齐的品行，与柳下惠一样高尚，但他二人却饿死于首阳山，柳下惠却既当官又发财。这些结果真要是你人力能做到的，哪为何智商高的还不如智商低的长寿？品行高的还不如品行差的命好？有才能的还不如无才能的受到重用？善良的人还不如邪恶的人富有呢？同样品行高洁的人，为何伯夷叔齐会饿死，而柳下惠却能富贵双全呢？”人力说：“要是像你说的这样，那我就不能改变天命了。难道这些都是天命注定如此吗？或者都是你天命操控的吗？”天命回答说：“既然说是命，哪里还有谁操控呢？我天命只是服从自然规律，顺着自然规律来安排一切，至于谁长寿，谁短命，谁贫穷，谁发达，谁贵，谁贱，谁富，谁穷，我天命又怎能知道呢！”
列子的这番回答太高妙了。列子是老子的学生，自然遵从其师“道法自然”学说，认为人的命运属于自然规律，生老病死，既不是老天爷的刻意安排，也不能任由自己掌控。亦就是说，人的性命是很无常的。虽说“命由天定”，但真正追到老天面前，它老人家也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老天根本定不了人的性命，人的命真的很无常。好多时候，就一个瞬间的意念，人都控制不了。犯下一生难以挽回的后悔事。早上出门，晚上就回不来了。甚至，晚上好好地睡下，早上就醒不来了。生命这么无常，那人怎么办？当然只有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去行事，冬来添衣，夏来减衣，春来种田，收来收获，饿了吃饭，瞌了睡觉，吃喝拉撒，顺时而为，该读书时读书，该玩耍时玩耍。让生命的过程充满乐趣，充满智慧，而不能斤斤计较于寿命的短长，财富的多，地位的高低。就如孟子所说“顺受其正”，才是对待所谓“天命”的正确态度。
汉朝的王充，是后汉的太学，思想的明星，他对命运的观点，就与列子很象，认为“性命无常”。王字是浙江上虞人。小时家里很穷，买不起书，很多书都是站在书店里看来的。但他能在儒家思想一统的时代，独树一帜，反对一统中的糟粕，实在是很优秀的。正如宋恕在《六斋卑议》中所称道的“旷世超奇出上虞，论衡精处古今无”。王充的伟大，在于他风格独具，思想不遵传统的绳墨，勇于疑古论今。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衡》中。例如在“奇怪篇”中，他怀疑稷母履大人迹而生，而说：“贵人之气，更禀贱物之精，安能精微？”在“论死篇”中，他论死生，则以死者现神，必着敛时之衣；人即有鬼，岂衣服之仍形？又如“书虚篇”中疑孔颜同登泰山，以望阀门之事；“感虚篇”中疑杞梁之妻哭城城崩之伪；“语增篇”中疑武王伐纣，兵不血刃之有问题；“谴告篇”中疑灾异之无关人事；“商虫篇”中谓虫灾之由于人谋不臧。并更明言当时学风的妖妄……凡此种种，都是《论衡》中不凡的思想品质，用今天的话说，王充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他反对灾害应于人事说，反对天人感通说，反对因果报应说，反对神仙说，反对鬼神祸福说。但就是不反对天命说。他认为人的死生、寿夭、贫富、贵贱、幸与不幸、遇与不遇等方面，都不是人力所能主宰的。
王充说：“凡人遇偶及道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舍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故夫富贵若有神助，贫贱若有鬼祸。命贵之人，俱学独这，并仕独迁；命富之人，俱求独得，并为独成。贫贱反此：难达、难迁、难成，获过受罪，疾病亡遗，失其富贵，贫贱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贵；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贫贱。或时才高行厚，命恶，废而不进；智寡德薄，命善，兴而超逾。故夫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仕宦贵贱，治产贫富，命与时也。命则不可勉，时则不可力。”
    又说：世俗见人节行高，则曰：“贤哲如此，何不贵？”见人谋虑深，则曰：“辩慧如此，何不富？”贵富有命，福禄不在贤哲与辩慧，故日富不可以筹荚得、贵不可以才能成。……故贵贱在命，不在智愚；贫富在禄，不在顽慧。世之论事者，以才高当为将相，能下者宜为农商，见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毁于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毁之曰：“是必乏子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虽高，官位富禄有个。才智以吉盛时举事而福至，人谓才智明市；凶衰祸来，谓愚暗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禄也。（《论衡》命禄篇）
但是，王充相信天命，并不宿命。在那个迷信极为盛行、“天人感应”挂帅的时代，认为人的一切都被老天注定，好象老天是有意志力的。王充认为这种思想观念是错误的，他认为天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他提倡一种自然的没有意志的天道观，他说：“夫天道自然，自然无为。……使应政事，是有为，非自然也。”（《论衡》寒温篇）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论衡》谴告信）“应政事”、“谴告”这种祸福之事乃人力所为，是有为，而非自然之无为也。他说，儒家“天地故生人，此言委也！”（《论衡》物势篇）这样，王充一枪就毙死了“天地故生人”的“故”字。“故”就是有意的，有意志的，有目的的。而天地生人是无为的，无目的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谓天自然无为者何？气也。恬澹无欲，无为无事者也。……至德纯渥之人禀天气多，故能则天自然无为。”而人中，什么人达到了“无为”的境界呢？只有黄老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贤之纯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无为，正身共已，而阴阳自和。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无为也。……《易》曰：‘大人与天地合其德。’黄帝尧舜大人也，其德与天地合，故知无为也。”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天地四时之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王充亦认为这不是四时的意志，不是四时的目的。天地自然，春夏秋冬，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故曰：“天道无为，故春不为生而夏不为长、秋不为成而冬不为藏，阳气自出，物自生长；阴气自起，物自成藏。”“故无为之为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为也，气和而雨自集。”（《论衡》自然篇）这种无为而为的思想，充分说明王充己经得到了黄老思想的精髓。所以，他信命，仍然是唯物的，无神论的，而非宿命的。
正因为自然无为，一切是没有意志的，所以自然与人间的祸福，都是无常的，人的命运亦是无常的，老天难以操控，人力自己亦难以操控的。无常的结果，只是“有幸有不幸”而已。比如地震、海啸、火山爆发、森林大火，这些都是无常的，无常的自然灾难，自然会给人带来无常的命运。就是地上跑的蚂蚁，牛足踩死者，没踩死者，都是无常的。牛那里想过，想踩死那只，不踩死那只呢。只不过，在人的眼中，踩死者不幸，没踩死者有幸而已。今天的车祸也一样，交通越发达，车辆越多，车祸越多，一年几十万人死于车祸，这亦是无常的，那个人开车出去，是想自己去死呢。所以，王充说：“凡人操行，有贤有愚；及遭祸福，有幸有不幸。举事有是有非；及触赏罚，有偶有不偶。并时遭兵，隐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伤。中伤未必恶，隐蔽未必善。隐蔽幸，中伤不幸。俱欲纳忠，或赏或罚；并欲有益，或信或疑。赏而信者未必真，罚而疑者未必伪。赏信者偶，罚疑不偶也。”（《论衡》幸偶篇）他又举例说：孔子门徒七十有余，颜回早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称不幸，则知长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圣贤之道、讲仁义之业，宜蒙福佑，伯牛有疾，亦复颜回之类，俱不幸也。蝼蚁行于地，人举足而涉之，足所履，缕蚁乍死；足所不蹈，全活不伤。火燔野草，车轹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举火行有适然也。蜘蛛结网，蜚虫过之，或脱或获；猎者张罗，百犬群扰，或得或失；渔者罾江湖之鱼，或存或亡，或奸盗大辟而不知，或罚赎小罪而发觉。灾气加入，亦此类也。不幸遭触而死，幸者免脱而生。（《论衡》幸偶篇）所有这些自然的无常，生命的无常，命运的无常，都是“有幸有不幸”、“有偶有不偶”的现象，都非老天的意志所谓。如果老天有意安排自然的无常，生命的无常，那老天也太无情无义、手狠心毒了，我们还敬天敬地干嘛呢，还强调“天人合一”干嘛呢。天若有意志，要造就该造个完美的世界，又何必造个“相贼害”的世界呢？所以，这一切，都是命。命即“无常”也。
性命无常，那么，人性的善恶与命运的吉凶之间，亦就没有多少关系了。王充说：“夫性与个异，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恶而命吉。操行善恶者，性也；祸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祸，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恶而得福，是性恶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恶，命自有吉凶。使吉命之人，虽不行善，未必无福；凶命之人，虽勉操行，未必无祸。”（《论衡）命义篇）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可见，老百姓就常困惑：为什么“好人命不长，坏人活千年”？为什么好人没好报，坏人乐呵呵？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全因为性命无常。所以王充不信“因果报应”说。对“世谓受福佑者，既以为行善所致，又谓被祸害者，为恶所得，以为有沉恶仗过，天地罚之、鬼神报之。天地所罚，小大犹发；鬼神所报，远近犹至”（《论衡》祸虚篇）的论调皆是不信的。如果信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就信了天道有意志力了，就是真正的宿命，真正的天命注定，而非无常了。自然，就会自己打自己嘴巴，把自己辛苦建立起来的人的命源于自然“无为而生”的观念，“性命无常”、“幸与不幸”的命运观打的稀哩哗啦了。
性命，既然是一种无常，一切都是命，人能改变有常，无法改变无常，那么人就无法改变天命。所以王充应对命运的结论是：“信命者，则可幽居俟时，不须劳精苦形求索之也。犹珠王之在山泽。”《论衡》命禄篇）“幽居俟时”就是要顺应自然，顺应四时，幽居独处，该吃时吃，该睡时睡，活好当下。就如山里的玉、河里的珠，生来就是贵重的，它们不必自贵，人自贵之！人的命，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切等着就好了，“不须劳精苦形求索之也”！就其人的精神性而言，这一句，王充说的就无好奈了。说明他只认识了人的自然性，还没认识到人的精神性。这一点，就不如孟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指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给人斗志与拼搏的精神来劲了。王充给人的感觉，他似乎在用一种小宿命，来推翻一种大宿命，有点像尼采似的，在用一种新玄学，来推翻一种旧玄学。我常说，人有三条命，天命，地命，人命；生命，性命，使命。也就是人有三个性，自然性，社会性，精神性。在那个时代，人还正处在认识自然的时期，对人的社会性、精神性还没有真正的觉醒与认识。但在王充的时代里，以他的处境和学力，在当时由官方主导的天命大运动里，敢于对“世书俗说，多所不安”，而要“幽居独处，考论实虚”的“大勇”，我们就不能不对他佩服的没得话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