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姬昌身陷囚笼，又身受丧子这痛，但他整理资料的决心却毫不动摇！只是这些资料非常杂乱，有文字的，也有符号的；有自己收集的，有别人提供的；有先辈传下的，有民间捐献的，要想从中找出某种规律性，好像很难很难！不管怎么难，姬昌也要把这难事办好。

    经过反复比较，仔细琢磨，姬昌终于理出个头绪来。他所掌握的这些资料，很多带有故事性。这些故事，有的属神话，有的属传说，有的属实事，有的属预示……这就提供了取典型或类型的基本索材。他将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竹简系在一起，并且初步分类存放。可是，将这些段落随意散放，也是难以查询的。有什么办法便于记忆与查找呢？姬昌丝毫没有放弃冥思苦想，以至彻夜不眠。
功夫不负苦心人。姬昌的思路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那一天，姬昌将自己所排的八卦方位跟伏羲所排的八卦方位同位对应，便出现两种不同卦画相重的状况，也就是三爻卦变六爻卦（一个阴或一个阳称一爻，阴者为阴爻，阳者称阳爻），给它们命名为重卦（相对而言，原三爻卦称为单卦）。

    八个重卦的诞生，姬昌进而开始新的排演。他取来16片竹简，每个单卦写两片笗简，然后依次两两相重，在另外竹简上作出记录，便得到64种不同卦画。
姬昌将384个阴阳爻（64×6）所构成的64卦卦画画出后，心中一怔，因为他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他知道，在没有文字作为记录符号以前，就有以某种特定的阴阳符号或数字符号记录某种卦象的，例如那些不识字的卜筮人员，不就是凭这些特定符号记载其结果或解说卦象吗？
现在最为遗憾的是，这些特定符号所表达的象，没有师承关系，难以弄清这些面授口传的东西。
现在自己把这些卦画重新规整，很有可能是一种过渡，让那些不识字的卜筮人员可凭卦画来追述所要表达的象；而那些识字的人，能把已用文字记载的东西所表达的象，同卦画阴阳爻本来所要表达的象统一起来！这恐怕就是自己所要承载的艰苦工作。
“责任真大啊！”姬昌有一种使命感，他长嘘了一口气！然后，他心中又生疑团：“如果将卦画每爻所表达的象用文字记录下来，毕竟是部分的象，相对于记下全部的或更多的所要表达的象，岂不是挂一漏万吗？”他反过来再想，现在有了能用文字记载的象，如果不记录下来，那岂不是一无所得吗？相信人们会理解这种苦衷的。思路清晰了，姬昌便着手从那些已初步分类的资料中选取与64卦的卦画相合的语言，或者说，与卦画相通的象确定下来，形成64个典册；每典册以适合的重卦作标志，用绳索将它捆起来。
姬昌马上意识到只用重卦归类还是不便于称说，他又依据每个典册的内容要点，用一两个字作出概括，成为这个重卦的名字。相应地六爻也以六个爻题称说，并按“生”字为自下而上成长的意义，确定爻题位置也是自下而上的顺序，分别用初、二、三、四、五、上表达。同时，用河图生数阳（1、3、5）的加和9与阴（2、4）的加和6分别表达每爻的阴阳状况，如，最下一爻（通称初爻）是阳，就称说初九；若是阴，就称说初六。
但二爻至五爻，要将序数置后称说，即：姨二或六二，姨三或六三，九四或六四，九五或六五。最上一爻（通称上爻），跟初爻称说类同，即：上九或上六。同时，六爻爻题这种自下而上的爻位，也决定爻辞内容所涉及的人、事、物，也得自下而上相对应，诸如人从脚趾至头顶，物自低到高，事由远及近等，隐含通六合（东、西、南、北，上、下）。
有了爻题，然后从典册中选取适合每个爻位所要表达的象及断词的简，确定为这一爻的爻辞，再将爻题加在这一爻的爻辞前面。
六爻的爻辞如此定位后，姬昌又觉得这些爻辞内容需要概括或提示，又尽量恰当地编写了这样的概括或提示，称为卦辞，其简排在爻辞前面。
这样，每一卦由卦画、卦名、卦辞、六个爻题及爻辞构成一个典册。
为了查找方便，卦画卦名部分的简片在系结时上移而外露（按：甲骨文“册”，有写作的），使人们一望而知。即使不识字的人，只要能认出卦画，便能知道卦名，表述其中所包含的某种或多种象意。至于卦画与卦画之间或上卦与下卦之间的某种逻辑联系，也只有存而不论了。
姬昌以这个模式规整编纂64卦，花了很长时间。他在圆满结束之际，一口气喝了许多水，感到回味无穷！
这时，姬昌又联想到“易”字的构形，为一个盛器往另一个盛器注水，会意交易、变易，隐含不易：“易”字的简写仅保留盛器的担把与水，含义未改。64卦的本质也就是这个“易”字，反映世间万事万物的阴阳变化。这样规整出来，可以周而复始地翻看，可以向周边邻邦传播，又有益于周族，不妨以“周易”命名。《周易》这部千古不朽的经书自此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