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3.02.25      浏览次数：

汉字最初是怎么来的呢？说到汉字来源,人们都知道仓颉造字的传说。这种传说最早出现在战国文献中,《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到了秦汉时代,仓颉造字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秦朝李斯统一文字时使用的课本,第一句话就是“仓颉作书”,所以叫做《仓颉篇》。据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长着四只眼睛,看东西特别清楚。他仰望天穹,发现繁星似锦、月亮时弯时圆,低头看见地上鸟兽的脚印千姿百态,于是从中受到启发,创造了汉字。他的行动感动了天地鬼神,造字时天上像下雨那样落下很多粮食,鬼神在夜里哭叫。

 

 

 

对于仓颉造字说,过去有的学者着眼于考证仓颉是否实有其人,他有可能生活在什么时代,也有学者认为,这纯粹属于神话传说,即使历史上有仓颉这么一个人,文字也绝对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创造出来,这两种意见截然相反,我们很难说那种结论更正确。从汉字发展史的角度看,我们认为这一传说的可取之处,在于它包含着汉字起源的一些道理,对于研究汉字起源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首先,这一传说指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史官在忙于国家政事的过程中,需要一套记录政务的符号体系,汉字应运而生。在文字产生的初期阶段,它不大可能像后代那样广泛用于经验传播和思想交流,很可能只是用于记录祭祀占卜和征战等国家大事。占卜和记事的人,早期叫“巫”,后来叫“史”,他们便是古代社会中掌握和使用文字的特权人物。因此汉字的形成与国家的巫史有密切关系,这个传说正反映了这一事实。

 

 

 

其次,仓颉为什么要造字呢？这个传说认为,由于社会发展“庶业其繁”,原来使用结绳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有必要探索新的交流传递信息的方式。由于受到“兽蹄鸟迹”的启发,人们就“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逐渐创造出一套能相互区别的符号体系,汉字就产生了。从这一点看,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最后,从汉字使用和发展的历史来看,文字并不完全是自发的,还需要熟悉并掌握文字规律的专门人才对其进行整理。从这一角度看,仓颉很可能是一个熟悉文字并对它进行整理的专家。在汉字从原始文字过渡到较为规范的文字的过程中,他起到独特的作用。可以推断,在汉字起源阶段的晚期,这样一个人是会存在的。

 

 

 

仓颉造字说反映的时代,应当是在原始汉字有了一定数量的积累阶段,即中华文明的发源时期,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黄帝时代。而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正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我们应当积极肯定仓颉造字说可取的一方面。

 

 

 

文字

 

 

 

 

 

 

 

人长到一定的年龄就要学习认字,这里说的字就是文字。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文字,汉字就是其中的一种。你考虑过没有,文字是做什么用的呢？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也就是说它可以把有声语言记录下来。文字的产生克服了有声语言的局限,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知道,语言是通过语音把意思传达出去的,可是语音一边传出来也就一边消失。有声语言会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局限,在自然条件下人发出声音的传播距离总是有限的,而且它也无法长时间的保留。用文字字形把语言的声音和意义记录下来,就大不一样了。你写下来的语言既可以传到天涯海角,又能够代代流传。

 

 

 

从文字学上讲,文与字还有区别,所谓“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为了更好地说明它们的关系,我们从字源上来看一下。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 很象一个袒胸站立的人，胸腔上露出了刻划的花纹。 到了小篆中，则省去了胸上的纹饰。文既然是文身,怎么会同“文字”挂上钩呢？

 

 

 

文字的产生与图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些字写起来简直和画画差不多。很多汉字开始被创造时,就和绘画的过程差不多,笔划有横有竖,象交错的纹路,象花纹,所以“文”可以用来指“依类象形”的文字。

 

 

 

“字”的造字本义是什么呢？金文和小篆中,字形的上半是个宝盖儿,表示一座房子;房子底下是个“子”,象一个露着两只手,包在襁褓中的刚出世的小孩。可见“字”指的就是生育、哺育婴儿的事,而且非常形象地表达出生育的结果,刚离开母体来到世间的婴儿已经安安稳稳地躺在屋子里了。“字”既然与生育、孳乳有关,那么它是怎么与文字联系起来的呢?

 

 

 

一般认为,一个个不能再拆分的独体字叫“文”,如日、月、山、川等。把日、月这两个“文”合起来,就产生出一个“明”字。这就是说,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结合而成的称“字”,如同生小孩一样,“字”是由“文”孳乳繁衍而来的。文和字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词,是到了秦朝才开始出现的。这样的情况下,文与字就没有什么严格区分了。今天有时单用“文”指“文字”,例如“甲骨文、金文、藏文、蒙文”等；很多时候“字”也可以包括“文”,统指“文字”,比如说“写得一手好字”、“字斟句酌”、“字眼”等,其中的“字”就不分什么独体与合体了。

 

 

 

最后,还要说明的一点是,语言是人类脱离动物界形成人类社会的标志,而文字则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它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书画同源说

 

 

 

 

 

 

 

在有关汉字的起源的几种说法中,“书画同源说”是比较令人信服的。书画同源,就是说汉字起源于图画。 当然,不仅是汉字,就是完全拼音化的文字也不例外。例如,拉丁字母中的“A”,原始图象是牛头,“m”的原始图象是大海的波涛,只不过后来它们的形体和意义脱离,变成了纯粹的表音符号,人们不再把它们看成表义之形了。汉字是为了记录汉语而出现的手段。一种可以用于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传递较多信息的手段,必须使接受信息的人和给予信息的人想到同样的内容,写实性的图画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因此,汉字的起源和图画的是密不可分的。

 

 

 

“写实性图画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它具有独立的说明性,而且不同的图画所具有的区别性,可以使不同的信息得以区分。所以图画用于传递信息,是文字的源头。而用图画来传递信息,开始时有些近似绘画艺术的作用,靠的是它的直观性和形象性,绘形越细致,给予对方的信息量越大,也越准确,越能沟通信息的发出者与接受者。”�不过从带有文字性质的图画转变为早期的象形文字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用来传递信息的图画只能识别,而无法读出声音,也就是说它还没有同语言建立对应的关系,那么这时它还只是图画。只有当它和语言结合起来,变得可识可读,并且它总体的直观性经过分析,变为一形即一词,这时我们才可以说它是文字了。

 

 

 

文字学家在一些地区发现了非常生动传情的文字图画。在商代的铜器上,也常常有一些图象,是作为征伐的标志的。只要看到这种众人聚在旗下的形象,就可以知道这一铜器与征伐有关。这种图象也属于图画文字的性质。

 

 

 

在中国虽然没有发现生动传情的图画文字,但是我们可以从后代一些有关的逸闻趣事中体会一下图画类似文字的作用。据说太平天国之时,清朝大臣曾国藩的部将鲍超被太平天国军队包围在某地,围城的太平军将领是陈玉成,外号叫“四眼狗”。鲍超是一个十足的大老粗,只认识他自己的姓,慌忙中他画了一张画叫人送给曾国藩。打开一看,只见纸中间画了一个圆圈,圈里歪歪斜斜地写了一个“鲍”字,圈外画了四只狗,看完以后,曾国藩大吃一惊,知道他的部下鲍超让“四眼狗”陈玉成包围了,立即下令派兵去解围。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文字起源于图画的道理。

 

 

 

 

 

 

 

�王宁《汉字汉语基础》第24页,科学出版社1997年。

 

 

 

 

 

 

 

 

 

 

 

 

 

 

 

结绳说

 

 

 

 

 

 

 

在汉字起源的传说中,“结绳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种说法。所谓“结绳”,是用在绳子上打结的办法帮助人们记忆,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务,大大小小的绳子表示不同的意思。有了文字以后,自然就用不着再结绳了,因此有人认为文字就是从大大小小的绳子结发展而来的。

 

 

 

从有声语言到文字,其间并不是一下就能实现的,人类经过很多尝试。实物记事即是一种尝试,而结绳的办法在很多古老民族的历史上都有记载。汉字产生之前,中国也有结绳的办法。这一说法首见于《易经·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庄子》里也有“民结绳而用之”的句子。人们把结绳与文字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人类创造结绳记事的方法和发明文字的思路是很一致的。

 

 

 

在文字产生以前,有声语言已经有了相当漫长的历史。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日渐细密,人类活动范围逐渐增大,社会生活的内容也日益复杂,需要传递的信息越来越多,需要保留下来的知识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因此有声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影响到交际的扩大。这样的情况下, 人们就要考虑找到一种外部的标志来帮助记忆。人们在相互约定某一件事后,也需要有一种客观凭据以便长期遵循。可见,到了结绳时代,文字产生的主观要求已经具备了。

 

 

 

结绳的可区别性比较差,只能用那些大绳结表示大事,小绳结表示小事,像秘鲁土人用不同颜色的绳并在一起,再加上颜色与结绳位置的区别,最多也只能传递十几种至几十种信息,所以它的记录功能是很弱的。但是“它既有治事的作用,后来又用于约誓之事,能够‘各执以相考’,因而也必然具有一种约定的内容；原始社会的人群活动范围还不很大,对记事符号的交际功能要求不高,突破语言的时间限制比突破空间限制更迫切一些,结绳作为一种视觉的记事符号,在记事的数量和明确性上虽然极为寥寥,但它是一种成功的尝试。从结绳到文字,虽然发展了几千年,但在性质上,距离已不很遥远。”�因此,“结绳说”对于解释汉字起源来说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但是,还要说明的,结绳和文字毕竟是两回事,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相生相袭的,即结绳不可能直接发展成为文字。结绳只能帮助记忆或者作为表示某种简单事务的标记,不能用来表达感情、交流思想,不能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因此,结绳同文字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王宁《汉字汉语基础》第27至28页,科学出版社1997年。

 

 

 

原始陶器符号

 

 

 

 

 

 

 

从汉字起源的角度看,甲骨文不应是中国最早的文字。除了几种传说之外,我们现在应当从更为可靠的考古资料上探讨汉字起源的蛛丝马迹。比殷墟甲骨文年代更早而与文字有关的考古资料是陶器上面的符号。

 

 

 

近年来地下出土的资料证明,早在原始氏族社会晚期,汉字尚未产生之前,因生产或生活的需要,曾创造出一些记事符号。这些符号主要是刻划在陶器上面,也有用类似毛笔一样的工具绘写的。陶器的符号有一定的传统,一直到战国秦汉时期还有陶文存在,这可以说是新石器时代陶器符号的后身。

 

 

 

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陶器符号,在解放前已有发现,由于数量少,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解放后,在陕西的西安、临潼一带两次发掘出仰韶文化遗址。其中出土的古陶上,经常能见到刻划的符号,特别是在西安的半坡,发现的这类陶片非常多。下面举出的是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发现的几种陶器符号（图A）。经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分析鉴定,这些材料距今已有五六千年了。

 

 

 

对于这些符号的用途和性质,学者们有过不少推测。郭沫若认为：“刻划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族徽之类。……由后以例前,也就如由黄河下游以溯源于星宿海,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于省吾也认为这些符号是文字起源阶段产生的原始文字符号。近年来在山东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有人认为它们是原始汉字。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差不多是同时。仰韶文化代表古代原始社会末期黄河中上游一带的文化,而大汶口文化则是黄河下游一带的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号出现在其晚期,年代约在公元前两千到两千五百年间。这类符号有 等,于省吾把前者释为“旦”字的初文,像太阳升起的形状,唐兰把后者释为“斤”字的初文,像用来砍削木头的斧子。

 

 

 

关于原始陶器符号和汉字的关系,目前所说基本还是推测,不过可以暂时把它们作为汉字起源的上限。从理论上讲,汉字起源的上限也许比这还要早,那要等发现新的考古材料时再往上推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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