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易在易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发布时间：2013.02.03 浏览次数：

从易学发展考察，据《易传·系辞传下》中所说：伏羲氏画八卦为《易》之发端，历经神农氏、黄帝、尧、舜、的推演，直到周文王才完成《易》之符号系统，并为之作了卦辞，周公又作了爻辞，完整的《周易》形成。但根据甲骨文出土所提供的真实资料来看，西周之前的殷商，盛行是龟卜。直至周初，虽《易》之占筮也开始盛行，但龟卜仍同时并用。《尚书·洪范》关于卜筮记载为：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　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土，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谓之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稽：考。稽疑：考察疑难。择：选择。卜筮人：掌管卜筮的官员。雨、霁、蒙、驿、克指龟卜灼龟呈现的五种征兆。雨，指雨形；霁，指雨后晴空；蒙，指雾气；驿，古文作圉，为升腾之云聚散飘忽的状态；克，指兆象相侵的状态。贞、悔：指卜筮的内外卦。《周易》六十四卦皆由内外两经　卦所组成，外卦为悔，内卦为贞。衍忒（yan　te）：推演，时人：指掌管卜筮之官。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指三人卜筮不一致时，少数服从多数，以二人卜筮为准。下面讲遇到重大疑难：首先自己用心思考，然后与卿士商议，再征求民众意愿，最后龟卜、筮占。最后根据五方面的结果判断吉凶：第一种结果是五者皆赞同为大同。必定是身体安康强健，子孙兴旺发达，是为吉祥；第二种结果是：自己赞同，龟卜赞同，筮占赞同，卿士赞同，庶民反对，即四赞同一反对，也还是吉祥；第三种情况是：自己赞同，龟卜赞同，筮占反对，卿士反对，庶民反对，即二赞同三反对，出现这种情况，则作内部之事吉祥，作外部之事不吉祥；第四种情况是：龟卜、筮占都违背人的意愿。出现这种情况，静止不动，则吉祥；有所动作，则凶险。

从《洪范》关于稽疑记载来看，龟卜、筮占是决疑的手段之一，而不是一切听从于卜筮，象殷商那样，一切重大决疑皆听从龟卜。但卜筮对人们决疑仍有重大影响。如果出现龟卜、筮占皆与人的意愿相违背，则不利于有所动作，动则凶险。

《周礼·春官宗伯》中有关于占筮的记载：

“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龟卜之兆的繁多而无系统，而《易》则是由八经卦两两相重而为六十四卦，系统而简易。龟卜逐渐为《易》之占筮所取代，而连山易、归藏易后又失而不存，流传至今的只有《周易》了。

《左传》、《国语》中有关占筮的记载二十多例中，也还有龟卜的例证，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帝战于阪泉之兆’”。但更多的是以《易经》卦爻判断吉凶。说明到春秋时代龟卜已居于很次要的地位了。

在《左传》、《国语》里有关占筮记载的列证中，开始出现了以德释卦的例证。

如《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是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这则事例是说：鲁国成公之母姜穆与叔孙侨私通，欲废除成公，阴谋败露，被囚于东宫。开始押往东宫时，穆姜曾让人占筮。结果得的是《艮》卦，初、四、五、上爻皆为变爻，其变卦为《随》卦，解卦者对姜穆说：“随，其出也。”叫她赶快从东宫逃出。然而穆姜却对《随》卦的卦辞：“元亨利贞，无咎。”以“四德”解释，而对比自身的德行，皆与“四德”相违背。她很明智地指出：筮得此卦，“有四德者，随而无咎”，而如今“我皆无之，岂随也哉？”她已觉悟到罪责难逃，“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而不逃离，最后，“薨于东宫”。

《左传》、《国语》有二十二处关于《周易》的记载，其中有十五处是以《周易》作占筮之用，有六处不是用以占筮，而用以作论证的依据。

如《左传·昭公三十三年》：“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罪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配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离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这是说：赵简子对鲁国执政大夫季氏将鲁国国君赶出鲁国而民众却顺从，各国诸侯也予以认可，鲁君死于国外，也没有人兴师问罪，感到疑惑不解而向史墨发问，史墨在回答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并引用《诗经》和《易》作论证。其中《易》卦的震为雷，乘于乾天之上为《大壮》卦，认为这是“天之道”。以说明季氏代鲁君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变化。这里不是用《易》作占筮，而与《诗经》一样，是作为论证的理论依据。

从以上两个例证说明，处于春秋社会与思想文化大变革时代，人们对待《易经》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在用《易》进行占筮中，出现了以德释卦，说明人之吉凶祸福不是听命于占筮，而是在于自身的德行。而且还出现了不用《易》进行占筮，而以《易经》为经典，作为理论论证的依据。这说明《易》在春秋时代，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应该指出，春秋时代《易》之变化尚属于个别事例，尚未出现专门解《易》的思想家，也没有专题解《易》的论著。

春秋末期的伟大思想家孔子方才自觉地、明确地提出以德释《易》的主张。这是在孔子与其弟子关于《易》的对话中提出的。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中，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子赣关于研《易》的对话。帛书《周易》出土，因年代久远，多有文字脱落而空缺，加之所据抄本与今通行本《周易》多有异体字，比较难以解读。限于篇幅，这里不作全文对照解读，而只摘录可以确解的部分，并以现在通行的文字（帛书上有些古体字，直接加以转换）加以解析。

帛书《周易》的《要》篇第三章中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这种喜好《易》的执着精神，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纬编三绝”。基本上是一致的。孔子对《易》的这种执着，与此前孔子以道德教育学生的做法大相迳庭，因而引起弟子的疑惑。跟随他的弟子子赣提出疑问：“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子赣疑问的意思是：老师以往教育我们弟子时说：德行丧失的人，则趋向求助神灵；智谋远离的人，则求之占筮。我以为你说的这些是很对的，并以这些教导为行为准则。老师您为何老年却喜爱其《周易》呢？孔子在回答中指出：“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知之。”表明他喜爱《周易》，并非喜爱《周易》占筮之用，而是喜爱《周易》的智慧。当子赣问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的回答是：“吾百占而七十当”。这表明孔子并不完全排斥占，只是他不专门从事占，因而占筮的准确率还不够高，只能达到百分之七十的命中率。据后人编写的《孔子家语》中也有孔子自筮的例证，但孔子研《易》的重点不在于占筮，而是《易》中的德义。他说：“我观其德义耳也。”孔子指出不只是子赣对他喜爱《周易》有所疑惑，后世之人疑惑他的，或者也可能是《周易》吧？“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他再次明确指出：“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这说明孔子与史巫都在研究、应用《周易》，但归宿不同，即目的不同。孔子不同于史巫通过占筮以预测吉凶祸福，而是揭示《周易》中的德义，启迪人的智慧，培育人的德行。他接着指出：“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这是说：有道德的人以自己的道德品行而求福报，因此祭祀求神保祐的人就比较少了；以自己的仁义道德而求吉祥，因此通过占筮推测吉凶福福的人就稀少了。祝巫的卜筮活动不是就降为次要的了。

从这段对话中，表明了孔子的易学观点和研《易》原则。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完成了以德释《易》的论著集《易传》，改变了《易》的性质，使之由占筮之《易》，上升为道德哲学之《易》，这是易学发展的根本性变化。因此，儒家在易学发展史上占有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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