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知命有什么用处

人是有欲望的，信什么，就想探求什么，明白什么的本原与真相。人信命，就想知命，探求知命之道，解开命运之谜，把握命运的规律，趋吉避凶，化害为利，让人生的幸福指数最大化。老子《道德经》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要知人，先要自知。但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这是哲学的难题，也是命运的难题。人类自开化以来，不论那种文化，那种学问，都为解决人的问题而来。西方的《圣经》，中国的《易经》。佛教的《心经》，道教的《道德经》，西方的心理学，中国的命理学，西方的星相学，中国的面相学，都希望最接近人类命运的真相。但是，所有这些，都是解决人类群体性困惑与问题。西方心理学再好，针对某个个体，就无法解决个体的问题了。这一点，中国人认识的犹为清楚。所以，自古以来，国人就在不停地向认识个体的命运的方向迈进。
于是，中国人历经千年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发明了阴阳五行。并在阴阳五行的基础上，发明了两套玄学技术。一套，对事，它以《易经》为理论基础，以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为手段，专门解决某一事件的吉凶预测问题。比如，出门利不利？合作顺不顺？办事成不成？生意顺不顺？寻人寻得见？牛丢了能否找到？祖先们就研究了一套完整的技术，如八卦占卜（俗称六爻）、梅花易数、奇门遁甲等。一套，对人，直指人的命运，对人一生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心性秉赋、婚姻喜忌进行预测，如四柱命理、紫微斗数、大六壬、邵子神数等。二者共同构成了周易预测学的庞大理论体系，形成了象、数、理、占的完备技术。而且已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灵中，经久不衰，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其中，命理学的发展可谓源远流长，经历了东汉萌芽、唐朝确立、宋代成熟、明清鼎盛等四个漫长的阶段才趋成熟。今天的四柱命理，源于传统的干支纪年。干支纪年确立于汉朝，在之前，干支纪年纯属于天文历法体系，人们并未将干支与人的命运联系起来。远古时期，人们认识到的是星象和环境对人类命运的影响。这种知识的积累，在汉唐之间逐步形成为一本书，这就是我们目前所知最早、最完备的星命著作《果老星宗》。民间传说此书是神话中八仙之一的“张果老”所著。“星宗”术的纷繁繁杂，使其之后逐步分化为两派，一派发展、完善为四柱（八字）命学，以李虚中和徐子平为代表；一派成为“星宗”改良、化简后的《紫微斗数》术，传说以张果老和陈抟为鼻祖。
自干支有了纳音，人们才根据干支的纳音来算命。纳音即年命，比如“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炉中火”，则甲子、乙丑年生人为海中金的金命，丙寅、丁卯年生的人为炉中火的火命。便拿海中金、炉中火的特点给人算命。但这是一种极其粗的论命方法，为命理学的萌芽状态。我们知道，六十花甲子，有五类三十种纳音。相临的两年，为同一个纳音。所以，这种方法只把人分成了五大类三十种。显然太粗略了，根本满足不了人们探求命运真相的欲望。于是，先人们继续向命运的真相逼近，探索不停。到汉代，终于始出现以阴阳五行、天干地支为基础，配合年月日的算命方法，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推行发挥，到唐朝才始告确立。这一变革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唐朝中期堪称命理学史上的第一位大师李虚中，写有《李虚中命书》。他官至殿中传御史，精通阴阳五行学说，他以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的干支配成三柱六字为人算命，声名远扬。三柱六字，按六十花甲排列，已经有21600种命式，男女分开有43200种，比纳音算命的30种类型已经精确多了。所以，后人将李虚中尊为命理学的开山鼻祖。唐朝文学家韩愈在《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中写道：“（虚中）年少，喜学，学无所不通。最深于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干支相生、胜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其说汪洋奥美，关节开解，万端千绪，参错重出。学者就传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厉翁，莫能与其较得失。”细考当时唐朝命理学的繁荣状况，清朝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曰：“后世传星命之学者，皆以虚中为祖”。
五代末宋初，徐子平先生继承李虚中之术，并将李虚中算命术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发展与完善。在年月日三柱的基础上又加了时辰，由三柱六字变为四柱八字。这一变改，一下子是中国命理学向探求人类命运的精细化程度提高了一大截，三柱变四柱，即在三维空间基础上加入了时间维，构成了四维空间演化模型，自然使模型具备了知过去、现在、未来的三大功能。这是命理学发展史上的又一次质的飞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奠定了我国传统命理的基本模型。至此，命理学才正式进入相对成熟与完备阶段。这个模型，把子时再分为早子时、晚子时，使四柱八字的组合达到了56.16万种之多，是三柱六字的14倍。世界上还有那门学问对人自身的研究，能划分到56万种模型的精细程度呢？除了今天的基因研究，怕是尽了。 
此后，命理学在精细化发展上，再没有向前走出一步。直到今天，我们研究四柱八字，还是研究的这56万种组合。实事上，这已经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了。不说别的，单就把男女56万多种八字全部排出来，就是449.58万字，以每本45万字的书排，就是厚厚的10大本，别说研究了。每个八字不要多分析，就分析上100字，那就是4.5亿字，用每本45万字排，就是1000本大书。这还是现代排版。如果用古代“学富五车”的车拉，派一千辆牛车也拉不完。面对如是庞大的命学海洋，一个人穷其一生，再加子子孙孙也研究不完。显然再不能走个体研究的路子。必须对这56万多种八字进行归类研究，找出它们的共同特征，共同规律，提纲挈领地研究，才能找到把握人总体命运的规律。所以，自徐子平之后，人们一直是对命理技法进行研究，再不敢扩大模型的种类了。三百年后，到南宋末年，又出了一个徐大升，他根据徐子平的学说编著了《渊海子平》一书，流传至今，成了“子平命理学派”的代表著作。这期间的宋人京图所作《滴天髓》，也是一部简述命理的纲领性文章，与徐子平处于同一时代。《滴天髓》被尊之为命理理法的顶峰之作（明代刘基有注，清代任铁樵有注）。
明清两朝，是命理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明代开国功臣宋濂写的《禄命辨》一文，对命理学做了系统的总结，一时关于命理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比较有名的有张神峰的《神峰通考命理真踪》、万民英著的《三命通汇》、霞阳道人编著的《星平会海》等。《三命通汇》对过去的各种算命方法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与汇编，但过于庞杂，没有对历史上算命术进行提炼与升华。尽管如此，本书也是命理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清代，命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人物有进士沈孝瞻及士人任铁樵。沈孝瞻著《子平真诠》，对格局学说作了精辟的论述。任铁樵先生对命理学最大的贡献是将古籍《滴天髓》进行分篇增注，并结合一生命理实践，将书中晦涩难懂的骈文进行详尽的诠释，并以大量的时人命造为例证，说理明透，为命理学正宗理论，是命理研究者必读的经典著作之一。书中明确了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命理学的理论依据，进一步厘清了格局，扫除了神煞的乖讹，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任铁樵先生不愧为一代宗师！
      民国以后，命理学的研究，再超越不了清时的沈孝瞻与任铁椎了。这时期，最著名的是有“南袁北韦”盛誉的两位大师：袁树珊的《命理探源》和韦千里的《命理谈屑》，及徐乐吾的《造化元钥》、《子平真诠评注》、《子平粹言》等。解放以后，命理学被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算命术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只在民间悄悄流传。所幸台湾、香港不受影响，研究持续，日本、韩国更为盛行此道。据说日本有50万命相工作者。改革开放以后，命学逐渐抬头。这期间，莫丕谟先生《中国算命术》的出版对宣传命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重新唤起了国人对命理的热情，使后继者风起云涌，各种关于命理的著作也纷至沓来。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0年后，邵伟华的《四柱预测学》等一系列书的出版发行的，才打破禁区，开创了我国命理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近30年的发展，命学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各种派别林立，出现了“传统派”，“旺衰派”，“盲派”，“新派”等等，就“传统子平命理”，亦出现了正宗、真踪、自然派、形意派等。但这个时代太过浮躁，致使命学出现急功近利、良莠不齐，甚至打着祖传、秘笈的晃子，大肆办班捞钱，终至得了欺骗的下场。
但遗憾的是，先人们用千年心血探索成功的知命之术，伴随着理论的成熟，后人却又远离了先人们探索命理的初衷，远离了命学之道，玩成了纯粹的江湖算命术，而非知命术。算命，自然以“准”为原则。史书上记载的所有算命奇葩，都是记大师们算命神准的典故。同样，当代人一提算命，一提大师，人人关心的亦是算的准不准。说某人好神呐，算的太准了，你家兄弟几个，姐妹几个，你是老几，那年结婚，何年克母，何年得子，离婚几次，那年有难，何年发财，何年当官，都算的很准。甚至有几个情人，犯几次桃花，床上的功夫也能描绘出来。那些大师们，招收徒弟，高价收人，都号称以准为神，预测准确率达99%以上。其准确性简直与黄金的纯度可比美了。所以，但凡以准为喙头，高价收徒，教人算命者，大多都是以敛财为目的的骗子。这样的骗子，当你明白上当，想远离他时，他往往会对你说，他会某某法术，会让你怎么怎么，生不如死，就如传销，敲榨不尽你与六亲的血水，就不饶你。其实，任何算命术都有其局限性，都不能达到百算百灵、算无遗策的水准。即以八字而言，它总共只有56万种八字组合命式，而中国有13亿人，地球有70亿人，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命式的背后平均有两千中国人、万余地球人。因此，八字只能推算出同样命式者的共同点，而不能推算个体之间的差异性，算命也就不可能算无遗策。因为自然界还有大量未知的存在，还有测不准原理存在，有八字的模糊性存在。科学在未知面前，仅仅是个婴儿。八字在命运面前，仅仅是个时空模型，而不是人的生命本身。但是，正因为有测不准原理，正因为有八字的模糊性存在，我们的生命才精彩，我们才有了知其大概的欲望，知其命运的激情，进而有了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因为，老天爷就是一个工笔画家，只给我们的人生勾勒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而知命，则以“知”为原则。知自己的天赋，知自己的心性，知自己的缺陷，知自己富贵贫贱的大致层次，而后顺命，正命，达命，改命，使自己的人生有方向，有目标，有作为，而又不至蛮干。知道自己是清贫命，就不做非分发财的美梦，不做坑蒙拐骗的蠢事，老老实实做人，勤勤肯肯努力。知道自己是普通命，就以“修身齐家”为要务，以家庭责任为第一，提高家庭的幸福指数，不做“治国平天下”的美梦。知道自己是富贵命，就要以“治国平天下”为要务，以社会责任为第一，敢于担当，一心为公，而不是贪污受贿，自己给自己挖牢狱之坑。算命者，一生追求于事项的准确与否；知命者，追求的是对人先天心性秉赋的把握。想算命者，去算算你几岁克父，几岁克母，未尚不可。但想知命者，遇到算命的手里，就会被忽悠。比如，一个人困惑于职业，困惑于情感，迷茫于前程，而去算命，结果让神仙算的点头哈腰，说了一堆六亲之事，过去之事，件件神准，解惑者一高兴，说你真是大师啊，算的好准。回到家，才想起来，自己心中困惑依旧，对自己的命运依然故我，依然迷茫不清。
所以，命理学存在的真正价值，在于知命，而非算命。知命，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我，更好地完善人格，升华境界。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内圣外王”的方向发展。《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这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人之初，性本恶”。西方人亦说人生下来“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因为每一个的生命中，都有各自的性格缺陷，比如七煞的心狠手辣，伤官的清高自我，劫财的贪得无厌，阳刃的凶残本性，等等。而这些缺陷，恰恰是我们一生都要面对的课题。故知命，知善是知所长，知恶是知所短，知恶比知善更重要，知人之恶，知魔鬼的一面，人才有廉耻之心，才能更好的改变自己。就是所长，其实也是短处，因为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两面，有其长必有其短，如印星的人憨厚老实，但老实的反面就是容易上当受骗，容易遭人欺负。食神的人聪明内秀，但内秀的反面就是一根筋。正官的人遵纪守法，但守法的反面，就是唯唯诺诺，唯书唯上，没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伤官的人飞扬跋扈，容易叛逆，但叛逆的反面就是创新能力强，点子多，有智慧。所以，知命的目的，就是知长短，明贵贱，用人所长，避己所短，先知命，后才能革命，完善自己，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是古人创研命学的根本要义与核心。
知命，可以正位凝命。正位，就是找对自己的位置，找对自己的坐标。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入对行的前提，就是要正位，正痊的前提，就是要知人的天赋所长。一个人来到人世，不是什么事都能做的，为仕，为官，为财，为艺，为技，为儒，都由天赋所定，每一个人的天赋，都有最长的一面。向天赋最长的方向发展，才能找对自己的位置，入对行当，实现心中的梦想，对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好多大学毕业生，所学专业没用，就是因为大多数人的专业，不是他自己的选择，而是父母代选的，故尔为父母读书，而非自己心中所想。人有人命，国有国命。个人要知命，国家亦要知命。有学问的不一定会当官，会当官的不一定有才华，会做生意的往往没文化，有文化的往往不会做生意。文化人群与经济人群，往往由两种不同基因与天赋决定。纯由文官当权的朝野，所做的经济决策往往不靠谱，经济就不会发展；纯由财官当权的朝野，社会的伦理道德就会滑坡，人就会失去信仰，一切向钱看。所以，朝野的搭配，最忌清一色，文官、财官、武官、法官有机融合，才是最佳组合，亦才是社会之福，天下之福。故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我们应该以天人视野下的人文关怀，来对待命理这门学问。
     知命，可以决疑解惑。袁树珊在《命理探源》中说：“昔贾谊有云：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中”。良医治病，神卜决疑。什么叫疑？疑就是困惑，疑问，心性不明，天赋不清。决，就是解惑。命学的宗旨，是帮人解惑。这世上，困惑的人太多太多，他们的人生就如灰暗的天空，混沌一片，有时看不到一丝亮光。我所接触的咨询者，知命者，大多都是困惑者。有困惑于名者，困惑于利者，困惑于财者，困惑于情者，不一而足。前途迷茫者，常不明白自己，到底是适合走仕途，适合做生意，适合搞学问，还是适合竞技，面对十字路口，手足无措，困惑不堪，徘徊不前。情感困惑者，认不清感情的真假，有时一头陷入困境，就再也跳不出泥潭，吃饭，饭不香，睡觉，觉不香。心灵困惑者，精神空虚，信仰缺失，无所事事，整天沉醉于酒色之中，而不能自拨。所有这些，都需要高人指点，明人指路。而命理学，就有度人上岸之功，救人明心之德。
知命，可以趋吉避凶。人生的道路坎坷崎岖，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甚至贵为天子，都有七灾八难，谁也难以抗拒！而且，愈是大富大贵者，愈是灾多灾大；一般平民，却是灾少灾小。故趋吉避凶，是人人关心的问题。帛书《易传》中孔子就云：“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也。”，意即认识命运亦好，占卜吉凶亦罢，都是为“趋吉避凶”。民间俗语“官问刑，富问灾，平民百姓问发财”。目的还是为了“趋吉避凶”。而“趋吉避凶”的前提，也是须先知命。若不知命，却想“趋吉避凶”，掌握自己的命运，那只是一句空话。正如不了解汽车的性能又不懂驾驶技术，不懂交通规则，怎能开车上路？又怎能掌握好它的方向？通观《周易》全书，尽为导人趋吉避凶之大义。譬如：“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亢龙有悔。”“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君子以惩忿窒欲。”“君子以恐惧修身。”“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等等，都是趋吉避凶之良策。但今人不知易理，却深信江湖坊间解灾化煞之妄言，画符念咒之妄行，诚不可怜乎？历史上开基建国的帝王将相，和当今一些发达国家的首脑，大财团，甚或小商家，均崇尚中国易经，民间工农商学兵群体中，也不乏慧眼识《易经》之人士，他们都是从《易经》这博大精深的瑰宝中，吸取了无穷的精华，或趁势功成；或趋吉避凶，或努力修为，迎喜纳福，“好风凭借力，送君上青云。”达成了美满人生之理想境界。
知命，可以安身立命。清代学者沈孝瞻在《子平真诠》中说：“人能知命，则营竟之心可以息，非份之想可以屏，凡一切富贵穷通寿夭之遭，皆听命于天，而循循焉各安于义命，以共勉于圣贤之路，岂非士君子之厚幸哉！”自古至今，所有的命学著作，都没有人思考过算命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唯有沈孝瞻先生心有智慧，首次在命学著作中，点明了知人“穷通寿夭之遭”的要义，在于顺命，在于“安于义命”，在于“共勉于圣贤之路”。“圣贤之路”就是修“圣贤之心”，养“圣贤之德”，做“圣贤之事”，这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真正知道了自己的天赋所长，就会取掉“营竟之心”，“非份之想”，安于性命，顺命而为。这一点，曾国藩亦有深刻地体悟，他说：“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唯学做圣贤，会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