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人生没有的几大因素

人有三条命，自然命，社会命，精神命，自然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影响命运的因素，古贤们论说很多。道家教人养“道德”。 一部《道德经》看似“玄之又玄”，实质就是从“天人合一”的高度，教化人树立高尚的道德，“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儒家教人做“圣贤”。如《易经》之“智慧”，《论语》之“仁心”，《中庸》之“率性”，等等，都是围绕圣贤之道，教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禅宗教人做“隐士”，活的逍遥自在，便以为好命。佛家教人修“般诺”，只要人有慈悲心、光明心，一心向善，命运就会改变。所有这些都是改命之良方。但江湖上，以起名为生的大师，口口声声不离的是“不怕生错命，就怕起错名”。好象他改一个名字，就能把乞丐变成富翁。但全国叫“李鹏”的人成千上成，而当过总理的只有一个，更多的都是普通人，甚至烂籽。我的朋友圈中，就有四个张勇，命都不一样。道士和尚、巫婆神汉，则认为画符念咒能改命。你想当官，给你画道“催官符”；你想发财，给你画“催财符”；你家里闹鬼，或犯了黑无常，他们给你画个“弃邪符”；你夜里失眠，就给你画“安魂符”；你总是倒霉，就给你画“开运符”；你夫妻扯皮，就给你画“和合符”等等。还有择吉、趋方、用各种风水用品给人改命的。其实，这些都是江湖人养家糊口的东西，并非给你改命的良方。与人的命运，最关紧要的因素，古人还说了一个顺序：“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这五大因素最为确也。如果择吉趋方，画符念咒，能改变人的命运，古人怎么不连着写上“六择吉日七趋方，八画符咒九改名”呢？所以，影响命运的第一因素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积阴德，五是读书。这是古人从千百年的经历中总结提炼的，是人类对命运感悟与思考的智慧结晶。故知命者，不可不知也。 
  
一命 
  
命，指天命，即人的天赋。这属于先天因素，是决定命运好坏的最根本的因素。人为万物之灵，独禀天地自然五行之气而生，每个人所禀受的五行之气是不一样的，有的火旺，有的木旺，有的金重，有的水重，木主仁，火主礼，金主义，水主智，土主信，木火是精神性十神，金水是物质型十神，有的人天生趋向于精神追求，想治国平天下；有的人天生趋向于物质追求，想修身齐家；于是就形成了千差万别的天赋、相貌、性格、智慧、追求等，更形成了富贵贫贱各不相同的形态。这就是先天之命，人的本性。西方人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便指人的天赋不同，命运不同。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相貌、性格、智慧、婚姻、事业是和另外一个人是完全一样的，别说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人，就是双胞胎也不例外，正所谓千人千面，千人千性，这就是大自然造物的神奇。 
一个人，自呱呱坠地，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天赋。是天使，还是魔鬼，是天才，还是侏儒，健康的，还是先天残疾的，一切不由人。有的人是军事天才，而经商却一塌糊涂。比如姜子牙，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料，早期做小本生意，做什么都血本无归，气得老婆都与他离了婚，后来却辅佐武王灭了商纣，平定天下，成为一国之宰相，流芳万古。孔子天生不是做官的料，却为求一官半职，周游列国十二年，最终无功而返，不得不发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感叹，好在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明白施展自己才华与抱负的乐土，不在官场，而在学堂，自此静心学堂，弘扬儒学，才成就了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有演艺天赋的，不一定适合搞体育，在体坛叱咤风云的，在舞台上不一定能搞出名堂。潘长江演小品，那是天份，如果让潘长江去打篮球呢？恐怕那个NBA都不会收留他。而姚明的身材天生就适合打篮球。至于“龟兔赛跑”结果，纯属于侥幸，因为兔子中途睡着了，赛跑，绝不是乌龟的天赋之长，而是自己的短处。所以，这样的胜利，历史上只有一场。大自然创造了千差万别的人类，就赋予了他们千差万别的本领。“天生我才必有用”，前提是要找对自己的位置，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取得成就。 
有些人偏不信天命，不信天赋之别，认为“人定胜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官，你做得，我也能做得；财，你发得，我也能发得；诗，你写得，我也能写得；歌，你能唱，我也能唱；戏，你能演，我也能演。充其量，这是一种狂妄与愚昧。试问，人如果没有天赋所长，秉性之别，人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世道岂不乱套，为所欲为了。官，人人当得，则买官者有之，捐官者有之，钻营者有之，哼哧者有之；财，人人发得，则抢劫者有之，偷盗者有之，欺骗者有之，杀人者有之，结果呢？不是锒铛入狱，就是命丧黄泉，最终逃脱不了命运这只如来佛的手心。这样的事例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同一条路上，同样的奋斗，同样的艰辛，建功利业的能有几人？成功者美丽的光环背后，又有多少失意者的叹息？胜利者欢声笑语的背后，又有多少悲伤者的眼泪？历史名将韩信，疆场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楚汉争霸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自己却命丧妇人之手，这难道是命运和他开玩笑吗？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非要到拳王争霸赛上一决高下；身高不足三尺的侏儒，非要到NBA去一展身手，只能是以卵击石，不自量力！ 
老子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乃用天赋所长也；有所不为，乃忌天赋所短也。君子“不与命争”，“安于义命，顺受其正”。才会量力而为，不存非分之想。因为人与大自然相比，太渺小了。人类历经千年辛辛苦苦建立的文明大厦，大自然顷刻之间就能将其摧毁。唐山大地震，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24万条性命被夺走！那些“人定胜天”的勇士们，为什么不来救救这些无辜的生灵？神户大地震，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那座美丽的城市就被摧毁，五千多条性命被夺走，日本的科技不能说不发达，但也战胜不了大自然的威力！人类可以造飞机，实现想飞的梦想，但却不能如鸟儿一样自由地飞翔，天空中，所有的飞机都是飞鸟的败将，机鸟相遇的结果，只能是一场空难。人力阻挡不了日月的起落，改变不了春夏秋冬的交替，就如人造的飞机斗不过大自然的一只鸟儿。世间万物的生杀之权，都掌握在大自然的手里，大自然赋予万物生命，也会夺走万物生命，正是这样，才使万物周而复始得以延续。生老病死，生有情，老有情，死也有情，若只死不生世间万物就会灭绝，若只生不死，世间万物也会灭绝。人类只有把握自然规律，顺应自然，才能更好的生存，任何不信天命，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都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二运 
  
运，指运气。是人随时代发展而延伸的生命轨迹。有人把运比做路，有时平坦，有时崎岖，有时上坡，有时下坡。每个人走的路不一样，运气也不一样。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有人生的沉浮、高潮和低谷。只不过是有些人大起大落，有些人相对平稳而已。但生老病死，是每一人都逃不脱的总规律。运在八字中，是以“大运”的形态呈现。一个人一生亦就七八步大运，能走九步、十步大运者，都是长寿之人了。不管五步八步，运这东西是真实存在的。1950年2月25日，共和国开国元勋贺龙元帅面对麾下数员大将，忆起故人刘达武，不胜怅惘道：“运气这个东西，恐怕是有的，运气来了，门坊都挡不住；运气走了，牛也拉不回来。这在哲学上应该怎么解释！”伟人毛泽东读《南史·梁武帝纪》，也曾执笔大书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所以，影响人命运的因素“运”，有两种： 
一是广义的运，指时运，国运。没有一个人会脱离时代与社会独立生存。国家富，个人才富。国家穷，个人必穷。国家强，外敌才不敢侵略，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落后，民族就要挨打。这是历史再三证明了的最浅显的道理。比如当代社会，农民都开着小车，乞丐都拿着手机。清朝的黄马褂们，只能做梦。我小时，听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梦想，如果某一天真过上那样的生活，就进天堂了。但好日子真正来临时，我们都无法想象，别说电灯电话，电脑电视，冰箱手机，都进了寻常百姓家，这是怎样的变化。国家不富强，科技不发达，你纵有亿万家财，能享受这些东西么？享受不到的。就是清朝富可敌国的贪官和珅，也享受不到。所以，国家富了，你再穷，也穷不到那里；国家穷了，你再富，也富不到那里。可惜，人心不足蛇吞象，生活的富裕进一步刺激了人心的欲望，整天与人比，与人争，堵心，郁闷，还怨社会对他不公。你说共产党好，他说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与执政者无关。一个国家的发展，如果与执政者无关，过去中国是世界上最为富强的国家，就是清朝，还有过康乾盛世，后来国家为什么落后了？为什么贫穷了？为什么挨打了？难道是地球倒转、时代倒退了？ 
其实，这样的问题，先圣早有答案。《中庸》：“哀公问政。子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哀公，就是鲁哀公。那时天下纷乱不堪，哀公就问孔子原因。孔子说，答案明摆着，这一切的原因就在于“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其人”，当然指文王、武王、周公这样的大圣，“存”，就是大圣在世时所奉行的礼乐刑政这套优秀制度。任何时候都是道在得人，人能弘道，绝非是道在弘人！政也是如此，人能弘政，非政弘人。如果有贤明之人在，那么文武、周公留下来的这套制度，就可以得到贯彻和实施，甚至发扬光大；反之，如果不得其人，朝堂之上没有贤明之士，多是昏庸之辈，先人留下来的这套优秀制度就不能得到实施，那么国家政治乃至各个方面，还怎么能搞得好呢？故，有无贤仁之士主持朝纲，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兴衰！当今有两句话，说的非常好：没有毛泽东，中国还将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没有邓小平，中国还将在贫穷中摸索很长时间。也许，又有愤青会说，看看台湾，看看香港，如果某某党执政，或许现在的中国大陆会更美好。但是，人类的历史没有或许，只有唯一；时间没有或许，只有唯一。 
若大个中国，每时每刻，都有新生命降临。李嘉诚出生的那一天，地球上肯定还生了不少与他八字相同的人，他们都有大富的先天基因，但他们却不是首富，为什么？因为八字只能反映人天赋的部分，看不出八字之外影响人命的东西，而正是这些东西导致了同样八字的不同结果。假如李嘉诚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内地，他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富豪的。那个时代，就是命该发大财的人，也发不了财，只能是比一般人的收入多一些，日子相对过的滋润些罢了。什么原因？就因为“国命胜人命”。那时，我还小，就经常跟着大人看热闹，斗地主，斗富农，把他们整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谁还敢学他们去经商发财呢？想都不敢想！连农民为油盐酱醋，去卖几个鸡蛋，都要偷偷摸摸出去，以防被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就算你是李嘉诚，又能有什么作为呢？所以，运影响个人命运的因素，指时运，国运。缺了国运这个因素，运就成不分历史，不分时代、不知为谁而忙的符号了。 
二是狭义的运，指个人的大运。同一个时运、国运下，个人的运不同，命也不一样。同一个时代，同一片蓝天，为什么有人穷，有人富，有人笑，有人哭，有人悲，有人喜呢？就因为除了时运的不同，个人的运气亦不相同。文化大革命，追求的是社会的公平，人人释放的是共性的能量，个性的能量就无法释放。改革开放后，追求的是差异，释放的是个性的能量，邓小平明确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邓小平并没有说，让张三先富，还是让李四先富。按道理，每一个四肢健全的人，都应该挤进先富的行列，享受人间美好的生活，为什么给了先富的政策，好多老实的人就是不会经商，不会坑蒙拐骗，不会投机倒把，不会打擦边球，就是富不起来。结果，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一部分人真的富的流油了，一部分人还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的道理，除了人与人的命不一样外，与人与人的运不一样仍然密切相关。上世纪九十年后代，我们市搞“三个大办”（大办农业，大办工业，大办乡镇企业）时，提倡干部下海经商，更优惠的条件是单位给创业资金，工资待遇一律保留。单位给了我十万元资金，要我下海，我吓的屁滚尿流。而那时，钱存到银行的保值利息就是百分之二十多。此事告之乡下的兄弟，让哥们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你不会下海，就把钱存银行里，还了公家的息，还能赚大把的利，这样睡着挣钱的美事，你都不敢不会，你还会干什么？而有的人，正是这一个平台，摇身一变，成了有钱的老板。后来细想，个人的命不同，运不同也。我知道自己的命，写写文章可以，侍候领导可以，经商发财死活不会也。就是在大自然面前，个人的运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同一个瞬间，同一场地震，同一场海啸，有被大自然剥夺掉生命的，但亦有凭个人的运气生存下来的，有的人，被掩埋地下七八天，还能奇迹般地生还。同一场车祸，有人死，亦有人生。就是那位身怀六甲临贫的孕妇，突遇车祸后，自己如气球样被挤爆身亡，而腹中的婴儿，崩出老远，却奇迹般生还。所有这些，都是个人运气不一的结果。
三风水
 
“风水”即环境。人是环境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俗话说，“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地方风俗不一样，人们的生活状态与情趣都不一样。有的地方，人爱喝酒，有的地方，人爱打麻将，有的地方爱赌博，有的地方读书风盛，即便农民，再穷亦不穷孩子，再穷也要供孩子读书。天长日久，这样的风俗就会影响到人生，爱读书的地方，每年考上大学的学生就多，爱赌博的地方，坑蒙拐骗的人就多。有的村子，女人特别勤快，有的村子，女人却很懒。勤快的村子，女人们相互比的是家境的干净，男人的利落，自己的男人若邋蹋，就怕别家笑话。庸懒的女人们，都一样懒，亦就习以为常了。连风俗都能影响人的生活，风水自然能影响人的命运。风水的影响，具体有两种：
一是广义的风水，指大环境。同一个时代，地域不同，环境不同，造成人类的贫富大不一样。同一个地球上，亚洲与非洲不一样，美洲与欧洲不一样，东方与西方不一样，中国与美国不一样，朝鲜与韩国不一样。当朝鲜还在为人民喝上肉汤而奋斗时，韩国人的日子早富的流油了。在瑞典，一对失业夫妻，全靠领取政府救济金，过的就很快活，还能周游世界。如果这对夫妇生在咱中国呢？恐怕努力工作一生，也积攒不到周游列国的钱儿。在中国，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不一样，南方与北方不一样，江浙与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不一样，经济的发展相差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当广东一个几万人口的小镇财政收入几十亿，上百亿时，北方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还为几个亿的财政收入绞尽脑汁。当北方人为万元户而兴奋时，十万元户在南方已经成了贫困户。当南方人完成资金的原始积累时，北方人为供个孩子上大家，还要举全家之力。同一片蓝天下，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政策，为什么贫富差距这么大？难道是北方人懒惰？不勤劳？不作为？非也，是环境因素。环境塑造地域的差异，还塑造人的习性与文化的差异。沿海地带，面对大海，海洋的宽阔，塑造了人宽阔的视野，其心性就容易开放，敢于放下面子，在风浪中拼搏。内陆地区，面对高山，大山的封闭，塑造了人闭窄的视野，其心性就容易封闭，天天盼望早见太阳，蹲在南墙跟里晒个够，北方人便极好面子。靠天吃饭的山区，机械再发达，也排不上用场。种一季的地方，人再勤劳也收不了两茬麦子。南方的水田种不成麦子，北方的旱地种不出水稻。这都是先天的环境条件决定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观念不同。改革开放之初，你让北方男人去修鞋子，钉鞋子，搓澡子，他饿死都不干，因为面子比命更重要，直到南方人打工仔、打工妹来了，从破鞋子、旧车子、破沙发中，挣走了大量的票子，才意识到面子不中用，有钱才最好。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话虽不雅，但说出了环境影响人命的道理。就是同一个村子，有穷人，亦有富人，有贵人，亦有贱人。同饮一河水，因何不一样？家族的环境又不同也。
二是狭义的风水，指阴阳宅。阳宅是家人生活的场所，影响着一家人的健康与安危。这一点，古人早有清醒认识。不论个体家园，村落，城镇，还是县城，大多都要选择背山面水、依山傍水的地方聚居。而且，靠山要厚实，光线要充足，学堂要开阔，水源要干净。用风水的专业术语说，就是要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各归各位，配合有情，相得益彰。居住在地震带上的人，总比不在地震带上的人多一份大自然带来的生命危险。如果你把房子建在山体容易滑坡之处，一场暴雨泥石流，一个地震，早埋的不见影儿了。如果把房子盖到污染严重之地，对身体的影响可想而知。而你房子盖的太背，太孤，远离村落，一旦有点家财，盗贼又容易惦记。交通再若不便，家里有了急病之人，救护车都开不进去。而人命，往往就丢于一个瞬间。再若，左邻右舍遇不好，经常生事吵闹，老死不想往来，也影响人的情绪与安全。所有这些，都是阳宅对人命的影响。周围的阳宅影响你家，你家也影响别人。以现代科学来看，天地是一个大磁场，人体是一个小磁场，人与周围环境与万物之间，时时有磁场感应存在，从而使人体磁场发生变化。人秉受天地五行之气而生，每个人所秉受的五行之气又不一样，就形成了不同的磁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人有了钱，爱旅游，爱往风景秀丽的地方跑，就为个一饱眼福，心情舒畅。除了内急，谁愿往臭气熏天的厕所跑，恶心死人呢。不仅如此，人的喜怒哀乐惊恐等情绪，也受外界环境磁场的影响。所以，人类极其重视人居环境的选择与建设。村落要规划，城镇更要规划，目的就是为了人与自然相和谐。生活在同一村落，同一环境的人，虽然外部环境因素相同，但每个人个体磁场的差异性却较大。同样的楼房，张三家住着平安无事，百事顺利，李四家住进去，就不对了，常出阴邪怪事，家宅不宁，祸事不断。
再说阴宅。阴宅，真的能影响人的命运嘛？这事我没做过专门的研究，亦非我的爱好。这里，主要采纳 黄大陆先生的一段论述与观点。黄老师说，要明白这个问题，必须明白人类遗传的奥秘。现代生物遗传学证明，女人的卵细胞基因在其祖母的体内已经形成。即风水影响人的基因，至少得从曾祖、高祖那里做起。古代风水书上所记载的案例，绝大部分都是什么刘邦的高祖坟、陈霸先的高祖坟、范仲淹的高祖坟之类。这说明，祖辈坟地风水的好坏，是能影响其后代命运的。据《南史》载：刘裕未发迹时，某日与孔恭同游，途径曲阿、丹徒时，孔恭指着山中一地说：“此地有天子气。”刘裕听了暗自高兴，因为他家的祖坟就葬在那里。后来，刘裕果然成了刘宋的开国皇帝。《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载：孙中山的祖父孙敬贤、父亲孙达成，两人先后找风水师寻地二十年，才找到一块“十年之后，必生伟人”的风水宝地，将其多代祖坟迁葬后十一年，果然生了个孙中山。后来，孙中山九次起义均遭惨败，其母去世后，按风水先生安排将其母尸体用锦缎包裹肉身下葬，以催发革命成功，又果然在六个月后“辛亥革命”成功。类似这样例子，在史书中屡见不鲜，倘若风水不能影响命运，风水术又怎么能历经千年的风吹雨打而长盛不衰呢？至于孙中山为何当政不久的原因，从风水说，就因为祖坟的水口关锁不紧。正如龙盘虎踞的南京金陵风水，也是因为水口关锁不紧，长江斜去，才使那里出了十一个短命王朝的。
当然，并不是人人都信风水的。曾国藩年轻时就不信风水，他说“我平日最不信风水”。因为“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但其祖母去世后，他嫌其坟地离河太近，怕被河水淹没，请求祖父予以改葬。祖父不同意，认为人死如灯灭，葬在哪里都一样。半年后，曾国藩却给几个弟弟写信说：“自丙午东葬祖妣大人于木兜冲之后，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则升阁学，升侍郎，九弟则进学补禀，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验”，“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意即自从祖母的坟墓葬在木兜冲以后，他们家就接连生了三个男孩，他自己则飞黄腾达，“骤升至二品”，九弟也考上了秀才。于是，他一改往日不信风水的态度，转而认为是其祖母墓地的风水好，才使他家喜事重重的，故嘱咐其弟千万不能改葬祖母的坟墓了。
当然，我们不能过分夸大风水的作用，天时、地利、人和，是人生取得成功的三大要素，环境也好，阳宅也好，阴宅亦罢，三者加起来，地利只占其三分之一。再说人无完人，地无全地，任何风水宝地都有其不足之处，或发贵不发富，或发富不发贵，或发人不发家，或发房不均，或女强男弱，或只富不贵，或一发就败，或先败后成等等。况且，一个家族能找到什么样的祖地，何时找到，冥冥中还有一种定数或缘分，不是你想怎么找就能找到的。你生于张村，就只能在张村的地盘上找，自己的承包地上找。别的村子，或别人的地里，就是有好风水，也不一定能得手。你花高价请地师找了好风水，却是别人的地。你不张扬还行，谁也不知道，你一跑去商量着买，或者拿地换，人家一听好风水，更不给你卖了，谁不死爹娘呢。这不是花钱请风水，给别人找好地嘛。所以，那些地师们鼓吹“想要谁发谁就发”，简直就是胡扯淡。好象天下的好风水，都是他家的一样，想给谁就能给谁。就是有好风水的地方，亦有个“福人居福地，福地居福人”的玄机。没有福分，没有好命的人，是很难得到的。就算找到了好地，也会因种种原因而遭到破坏。相反，有福之人瞎碰也会碰上好地。比如朱元璋、蔡中兴、张作霖等人的祖坟便是。我家的祖坟，也只是放羊的羊倌说，这地儿还不错，父辈们听到了，就把爷爷迁来了。迁，也不是为迁而迁，而是民国时，爷爷给远在外县的地主抗长工，腊月回家时，路遇大雪，被冻死在路边的崖壁下。那时家穷，路远，没法把爷爷的尸体拉回老家，父辈们赶去，用席巴一卷，就地埋了。直到建国后，日子好些了，才迁了回来。几十年的事实证明，我家祖坟也还可以，虽然不出大官大老板，但且旺人发人，后人们不论读书的，做官的，种地的，打工的，为人都很诚实厚道，不坑蒙拐骗，妻贤子孝，家家平安。
 
四阴功
 
阴功，就指阴德。从阴阳说，明为阳，暗为阴。显为阳，藏为阴。阳是看得见的，外显的，阴是看不见的，内隐的。故德有阴德与阳德之分。阳德，指做了好事唯恐别人不知，到处宣传张扬，这样的好事是做给人看的，目的是图人知道，自然是为了图回报，最终为自己。而阴德，是一生慈悲行善，做了好事，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也不愿意让人知道，不求回报，无私奉献，目的是为别人，为社会。所以，阳德是张显的，阴德是隐藏的。这样好事善事做的越多，功德就积的越厚，故叫“积阴德”。
这两种德，那种对人的命运影响大呢？自然是阴德。人们常说一个人德性好不好，指的就是阴德。一个人富贵了，世人说“那人的爹妈积下阴德了”。《易经》就说的很清楚：“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一个积了阴德的人，内心特别的明亮，不贪，不嗔，不痴，用佛家的话说，有一颗光明心，关爱心，慈悲心，没有图报心，所积功德的能量就十分强大。阳德呢，图人知道，你即便做了天大的善事，天下人都知道了，已经给了你天下人皆知的名誉，你想回报的，已经回报了。所以，阳德也就没了。这就是舍与得的关系。因为阴与阳、善与恶、得与失是一个具有互补性的整体，阴多则阳少，阳多则阴少，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失定有所得，老天爷关掉一扇门，便会打开一扇窗。
阴德的功德比阳德大，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因果。佛家讲，做了因，必定有相应的果报。因，是固定不变的，一是一，二是二，但果报，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会随着不同的缘变而变。因遇到缘，就要产生果报。遇到大缘，果报就大，遇到小缘，果报就小。我们做了某事，到处宣说，让很多人都知道。知道的人越多，反响就越大；反之，反响就小。例如你若做了恶事坏事，要勇于承认错误，不要隐瞒，到处去宣说，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来批评你，骂你，轻视你，诽谤你，那么，你就遇到了大缘，骂的人越多，缘越大，越给你消业。这样，别人一骂，你的恶因就得到果报了，就不用下地狱了。如果隐瞒、掩饰、覆藏，这个罪业就重了，一旦爆发，就是牢狱之灾，就是下地狱。共产党亦讲究这个，提倡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你犯错了，只要主动承认，大家你批一句，我帮一句，再给你提点改正的建议，你的错因就报了，业就消了，平安无事了。这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如果不肯承认错误，而且越做越错，贪心不足，还死不承认，谁还愿意帮你呢，批评你呢？连说你不是的兴趣都没了，所积的恶因越来越大，得不到释放，终有一天就会爆发，等待你的果报，自然是比纪律处分更重的牢狱之灾。
所以，佛法再三劝戒人，人做了恶事，不要隐瞒，要有廉耻之心，勇于承认，敢于讲出来，让人知道，让别人来骂来轻视，帮你消孽，省的积累下“阴罪”（阴德的反面），将来落地狱。同理，人如果做了好事善事，就不要到处张扬，不要让别人知道。别人知道了，人人赞扬你，夸奖你，行善的因，就得到了果报，你只是当了一个人人眼中的好人，得了些“见义勇为”、“道德模范”、“某某骄子”这类外在的名誉，内在的功德自然就没了。而阴德是自己默默无闻做的，没有人知道，也就没有人赞扬夸奖，积下的功德就不会因别人的赞扬而白白释放，功德自然很大，将来的果报才大，才是殊胜。阳德就不同了。比如你行善有一百分功德，到处宣扬张显，让九十九个人知道，有九十九个人赞扬夸奖，功德就报掉九十九分，只剩下一分功德了。如果有一百个人赞扬夸奖，那么功德就没了，全部得到报应，能量释放完了。如果有一百零一个人赞扬夸奖，就要背负债了，得负面功德了。这就是“满招损”、“物极必反”、“泰极否来”、“塞翁得马，焉知非祸”的道理。我们不要尽想好，不想坏。官至高位、财至巨富的人，脑子里往往没有“满招损”这根弦。一旦摔跟头，摔的就很惨。昨天还在天堂，今天就在地狱了；刚才还在台上，这会就被双轨了。官没有功德做依靠做靠山，是不敢背负盛名的，否则就要改缘了。官之功德，就是对百姓所做的好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就指这意思。皇帝很好，大家都想当，但是没有积累下做皇帝的功德，穿上龙袍，寿命就不保，或者迅速遭横祸。例如袁世凯，当上皇帝大总统，十八天，就把功德消耗殆尽，没的总统可当了。他如果不当那个大总统，可能还要多活十八年。没有功德者，一旦承受，就要折寿。一个演员没有很大的功德做基础，演戏都不要去演皇帝，去坐龙椅，去穿龙袍。有的人口硬，从小就不叫爹妈。后来心血来潮，叫了一声爹，爹爹不久就死掉了，叫了一声妈，妈妈不久亦亡了。因为他连承受某人叫爹妈的功德都没有。爹妈很有可能是凡夫百姓，而儿子可能是未来的真龙天子或圣人。这个还是正面功德。正面功德消耗完了，就死了。一旦背上负面的债，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现实中，就一种现象，即百姓常疑惑的“好人命不长，坏人活千年”。现实中，这样的事也很多，见义勇为者反遭诬陷，坑蒙拐骗者反受表扬。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实干者受冷落，虚言者受提拨。普通老百姓对此很困惑，想死都想不明白，不是说“好人有好报”嘛？怎么好人没好报，而且短寿呢？想不通，就对行善做好事，产生了怀疑，对因果报应产生了怀疑。变得或麻木不仁，老人跌倒不扶，见了小偷远避，或为所欲为，善恶不分，自己也跟着行恶做孽了。就其根本原因，还是不懂阴德与阳德的果报关系。“好人命不长”者，多是做阳德者，不然，众人怎么知道你是“好人”呢？说明你的善行人人知道，你的功德早在众人的赞誉声中果报完了，那里还有什么生命的能量呢。“坏人活千年”者，恰恰是那些做了恶，天下人皆知者，不然，众人怎么知道人家是无恶不做的“坏人”呢？人人骂，人人咒，人家的恶能量早在众人的咒骂中果报完了。这咒骂，就如外科大夫的手术刀，早把人家的“肿瘤”割除了。至于其它，则是社会道德风尚下滑，不良之风气使然也。
所以，人要身体力行，多多行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作恶不想让人知，行善又唯恐人不知不行。否则，做恶的业力就会越积越厚，如定时炸弹，一旦爆炸，就是死罪。行善的功德会在赞扬声中抵消殆尽。故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不要让人知道，不要让人赞叹，姿势愈低愈好，对一切人谦恭卑下，自己所积的功德才能够保全，将来果报才是殊胜。所以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富贵功名要靠积阴德，祖先有阴功，自己有德行。但要晓得，有阴德，不努力得不到；没有阴德，努力也得不到，阴德加上努力，才能一帆风顺，才能得到。故大乘经云：要大修功德，要积功累德，我们才能成就。这就是积阴德，影响命运，甚至改变命运的原理。历史学家司马光就深谙积阴德之功：“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子孙必有受其报者。”
     
五读书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艳如玉”。
这句话，我最早是从父亲口中听到的。那时我还小，大字不识的父亲，能知道这句话，就觉得父亲很了不起。就因为这句话，让我坚定了念书的兴头，到了高中，正好又赶上恢复高考，跳出农门。自认为，就是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那个时代，亦是读书，改变了天下一大批寒子的命运，今天这批人都已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
“多读书”，紧排“积阴德”之后。可见，积阴德与多读书，是改变命运的两只手，缺一不可。罗斯福说：有学问而无道德, 如一恶汉；有道德而无学问, 如一鄙夫。只有多读书，才能有学问，只有会读书，才能有才华。今天，我们的国家，用人的第一准则，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即便依法治国，也要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国家，一个人无德，不少他一个；全无德，这个国家也就完了。作为个人，一个人再才华横溢，你无德，就无你的用武之地。而且，“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与古人“四积阴德五读书”的原则，一脉相承。但现实中，举凡命运改善，有功于社会者，又皆以才华发露为标志，德却隐藏于才后，给人的感觉是：才比德重。故古人又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读书能改变命运。犹太人，一个曾经漂泊流浪，无寸土可居，仅占世界人口四百分之一的小小民族，能在亡国两千多年后重新复国，并能迅速发展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酷爱读书。他们是全世界读书最多的民族，平均每人每年读书64本。读书拯救了犹太人，拯救了以色列，他们在多灾多难、濒于灭种的危险中，诞生了影响世界各个行业的最优秀、杰出人才，如耶苏、爱因斯坦、马克思、佛洛依德、基辛格和门德尔松等。酷爱读书，让犹太人成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最聪明的民族。他们不仅操纵了世界科技的最前沿（上世纪的一百年中，世界上共有680人获得诺贝尔奖，其中犹太人占了152位），而且，在全世界富豪中名列前茅。不仅出现过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哈默等企业巨擘，而且产生了股神巴菲特、索罗斯、格林斯潘等金融大鳄，更有格罗夫斯、鲍尔默、埃利森、戴尔等经济巨人，他们所创造的财富故事令人回味不已。“世界的钱，装在美国人的口袋里；而美国人的钱，却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这是对犹太人非凡智慧的盛赞。
中国古代，圣贤们也是最爱读书，最爱思考的，才造就了“诸子百家”的时代，书写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篇章。实事上，圣贤的书中既没黄金屋，也没颜如玉，但有文化，有做人的道理，有养心的良药。多读书起码能使人知礼节，明道理，不求非份之财，不贪非份之名，不做损德之事。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求知》中说: “求知可以改进人性，而实验又可以改进知识本身。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野生的花草”喻“人的天性”，“修剪移栽”野花比喻用“求知学习”改变人的命运，形象生动，逻辑严谨。培根还说，“读书可以恬人养性，可以提高修养，可以锻炼能力。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道德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培根随笔》）。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改变了人的性格，自然会影响和改变人的命运。相由心生，书能润心。读书虽不能改变人的物相，但可改变人的气质。再美丽的外表都会随时间而苍老，但人内心的气质，却可以因阅读而蓬勃葱茏气象万千。汉末的蔡文姬，晋代的谢道蕴，唐代的薛涛，宋代的李清照等，就因多才多艺、生花妙笔，才成就了女人气质非凡、优雅娴静的风范。她们至纯至上的美可谓来自书卷气的熏陶。读书还能使人养性灵。林语堂说：读书可以“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养性灵。”一语见地，令人警醒。所以读书能改变命运的要义，在于“使人较虚心，较通达，不固陋，不偏执”（林语堂）。虚心能使人谦，谦则无过；通达能使人智，智则无祸；不固陋，不偏执，自能心如明镜，一片光明，照亮命运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