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鸿海精密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请来五台山高僧做法事,以祈求公司可以平静下来,不再处于“跳楼门”的恶梦中的时候,“富士康”三个字再一次成为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风水先生和各方术士也都纷纷就此发表评论。尽管富士康的行为被等同于个人请风水先生看阴宅遭到批判,一个被忽略的核心问题是,与3~5年前企业家个人信仰危机完全不同的是,富士康第一次完整地展示了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所面临的信任、管理和精神危机。
“风水”、“宗教”、“法术”等等这些神秘而说不清道不明的“术”或“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和企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企业推崇。
再看近日博锐管理在线登载的一则消息,说来自15个中央部委的2000多名司局级官员,培训期间自主选学。其结果是42个讲座中,与国学、宗教哲学等相关的多达19个,参与人数在前三位的讲座分别是北大的“周易智慧”、“道家思想与老庄智慧”、“佛教禅宗与人生”。小至风水、大至国学,形成热潮已经是事实,2003年7月,华为公司就开办了系列讲座:周易与思维方式。当时不少读完MBA的人选读周易,都希望通过学习和了解,不再迷惑。采访和调查的结果可以使我们大胆地判断,目前的风水行业和各种术士基本依赖于企业需求而生存。
风水或者各种宗教信仰是否能真正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其实并不是持严肃态度的人关注的核心。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有现代化企业不过20余年。这20年来中国企业同样走过从解放思想到抄袭西式管理,到信仰危机,到经历严重的类似富士康的社会和管理危机。如果说3年前企业家还在大谈特谈“信仰”,以一种“自了汉”的方式解决企业家个人的信仰出路,那么现在面临重大社会和经济转型的企业就不得不考虑,单纯的模仿可靠性,是否在企业家修己和个人信仰之外,能够给整个企业及其管理寻找到一条契合社会需求的精神出路。
当然,中国的精神信仰基础结构异常牢固,独以企业之力走不了太远。但这并不妨碍企业在喜欢“风水”的同时利用传统文化对企业、企业管理,乃至更大的问题做出积极的探索。
风水外衣
“企业要有信仰,人更是如此。”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CEO马云说。马云自己解释,之所以有如此的判断,是因为原来坚信的模式的瓦解。
让马云有如此判断的原因是阿里上市后,股价从14块涨到40块,结果所有股东都跑掉了。他认为,导致上个世纪出现过多贪婪的原因之一就是信奉“股东第一”。用他的原话来说:“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抛弃你的往往是股东,坚持跟随你的是员工,对你寄予厚望的是客户。”
尽管谈论企业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已有时日,但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容易将企业家的个人信仰和社会责任感混同于企业本身。对企业整体提出精神信仰要求是一件更为复杂的事情。这是一个很难分辨的思想发展过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企业精神问题的探索是基于具体需要和个人需求。这也是风水或者其他纷繁芜杂的各种“术”或者“道”大行其道,却又难辨是非的原因。
大致而言,企业对传统文化的利用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即利用风水求利、在传统文化和宗教中寻找企业家个人信仰、追求企业本身信仰。风水或者国学是永远不变的外衣,其内核却因企业的认知发展历程而大相径庭。包括马云本身,个人也非常讲究风水。马云的例子众所周知:因为相信风水,他一定要设立七个分公司;他说公司位置太高,风水就不够好。而且他还相信无论在哪一个城市,如果建当地最高的大楼,这种公司都要倒霉。
事实上,早在国学热之前热得一塌糊涂的就是风水。什么时候看风水呢?和谐风水国学堂的创始人之一陈贵康说:“看风水,都是希望自己选择的地方顺应天地人和,这样公司可以发展长久,最重要的是要赚钱啊。”
在北京小有名气的周易分析师金灵子对记者说:“一般要看风水,主要是出了什么事,自己不能解,找风水师。”金灵子谈到之前来找他看风水的客户,本来一直发展不错,但是近期不知道怎么了,什么都不顺,直接来找他给自己的办公室看看,是不是风水出了问题。
风水在企业界的流行从中国有现代化企业就开始了,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兴盛,并且有着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案例。
比如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他不仅相信风水,还相信测字。办公室中一定要有风水轮;对于自己的品牌 “娃哈哈”,他解释说:“娃哈哈的'娃'字土多,根基不会倒;三个字都是9笔,为至尊之数,最大、最强;口字比较多,容易产生是非。”
汇丰(HSBC)银行被封为最讲求风水的企业。汇丰银行位于香港滨海地区的总部,由诺曼·福斯特勋爵(Sir Norman Foster)设计,设计出来之后被公认为风水极佳,理由包括其海港风景和大厦入口处的狮子。而这种讲求风水的做法在全球都是一致的,因为该行在伦敦金丝雀码头的办公大楼门口也放着类似的一对狮子。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记者采访一位刚刚成立公司的吴先生,他的公司不大,选择在东直门内一条胡同里的聚才大厦。问其原因才知道,他的很多朋友都介绍说这个地方旺小公司,尤其是初创公司。他知道的至少有三件真实事件说租用这里办公室的公司,一年左右业务就直线上升,做大之后搬出去,结果业务开始下滑,直到再搬回来,业务还可以好转。吴先生说:“我还真的做了不少调查,直到我听到第5个案例之后,决定把公司注册在这里。”吴先生认为,应该对风水一说保持应有的尊重。他说这个世界不可解释的事情太多,而风水之说至少讲求一个“顺”的道理和“赏心悦目”的外部风貌。“我本来就要租办公室,这里的租金在我的计划之内,各个地方都符合我的要求,还有这样的风水传说,没有道理不租这里。”谈到以后的发展,吴先生也并不担心,“本身有发展,外部条件也自然要跟得上,只要顺应一切,我相信一切都不是问题。”
相信风水,相信风水可以改变命运,虽然很多风水师得出结果,却说不清理论,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就这样信着,做着:买房子之前,要请风水师看看;结婚请风水师算算;关乎到新一年涨薪水的问题,许多白领都从各种书籍当中找到解决办法:买盆绿色仙人掌放到老板鼻子底下……各种办法不一而足。
这可能是大部分企业愿意相信风水师的根源,反正无害,不如顺应。对于从上世纪末发展起来并积累了巨额财富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尤其如此。相当一部分企业家聘用了风水师担任企业顾问,随时提供咨询。由此看来,企业的想法很直接,有好的风水,就可以赚到钱;有好的风水,企业发展就相对顺利。
直至现在,把风水先生当成财神爷来对待仍旧是企业最基本的需求。但这并不妨碍企业家的另一种追求——个人信仰。
私人信仰
赵斌(化名)是一位职业经理人,2007年之前在一家知名企业做副总经理,管理能力以及业务能力自然比较强。面对自己人生再次抉择的时候,他反复思量,认为是时候发展自己的事业了,合作创业自然比给人打工要离自己的梦想近一些。
赵斌的事业中,他认为自己很强,是一条龙。这条龙曾经逼着另外一条龙必须从他(赵斌)和另外一位合作人之间选择。“那个人明显没有我的能力强,我还没有将我的能力完全发挥呢!”赵斌说起当时他们三个合作伙伴之间的矛盾,他说他忘了有一个过程是必须的:那就是要经过别人的评价、琢磨、评估实力。这个阶段就是初九卦词:潜龙,勿用。
赵斌说,他当时过于自我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和另两个人的合作就解体了,“现在我理解了一点,即便是人家看上了你,你也需要当一段时间的‘潜龙’,忘了这个原则,死得会很难看。”
赵斌离开后没有很快工作,他说他当时对自己的为人有了一些怀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在一次大学聚会的时候,听几个同学在聊《易经》,觉得很受启发。“回家我买了图解易经,最开始是好玩,后来真的有触动。”他说,他当时看到“潜龙勿用”这四个字的时候,整个人都定住了,突然间他理解了“潜龙”是有时间让大家建立信任和理解的基础。一瞬间一年前的疙瘩全都解开了。“不瞒你说,我好长一段时间都是怀揣《易经》,真的让我受益匪浅。”
当今社会像赵斌对《易经》这样痴迷和推崇的商贾富豪数量在不断上升。赵斌的问题还仅仅是在合作与交往上的困难。实际上,就在2007年,中国企业家曾经爆发过一次整体层面的精神信仰危机。在一次企业家论坛上,若干位著名的企业家提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着信仰危机。这是一次企业家自我坦承而非理论家总结的危机。求解的道路是寻找宗教信仰。2000年以来,宝马撞人案等一系列与企业家相关的社会性矛盾事件不断涌现。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杨鹏认为,从深层次上讲,中国企业家作为一个队伍,是没文化、没信仰、没精神的。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个人,非常能干;作为一个团队,非常无能,他无能力去保护自己,无能力使社会公众对企业家充满真正的敬重和信任,尚不具备领导社会的力量。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早些年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在解决个人信仰问题上曾经尝试过很多道路。潘石屹信过基督教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教派。但他觉得基督教并不非常适合。在接触更多道教和佛教之后,潘石屹似乎有了对中国传统宗教更明显的倾向性,以至于有人将潘石屹归于“佛商”。在这场潮流中,各种各样的传统人物和偶像、非偶像都纷纷出场。传统中国的人文之祖,如黄帝、炎帝、伏羲、大禹……圣人先贤如孔子、孟子,甚至武则天等等,也都在企业家的个人信仰中,展现了信仰魅力。
比如王永庆、李嘉诚、林梧桐、龚如心、郭台铭这些世界华人富豪,无不对易经风水趋之若鹜,崇拜有加,更认为《易经》是学问中的学问,哲学中的哲学,是高明的帝王学、领导学、谋略学。易学专家刘玉胜则评价《易经》是对铸德领域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识论、方法论。学易经是学哲学,关键时刻可以预测。
企业人相信风水可以让自己的企业发展顺利,最终是不是风水的原因,还没有确切的科学根据。事实上,风水辅助了中国很多企业走过了单纯谋取利益的时期,并在某种程度上助力于企业家的信仰问题解决。
但是,无论是风水、易经还是孔孟之道和各种宗教,它们所解决的仍旧是企业家个人的问题,也就是说仅仅是一种私人宗教,尽管它对于企业非常重要。
修己与安人
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相同的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国企业面临的已不是企业家个人形象与精神困惑问题。
富士康的经验,包括阿里巴巴的经验都表明,一贯沿承西式管理模式的中国企业在经济和社会局面波动的情况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中国的企业家也开始思考用传统文化来弥补西式管理的不足。这也是马云提出企业需要信仰的原因。
北京汇通汇利公司董事长胡小林说,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从他的经历看他都达到了,想上大学,上了;之后想赚钱,赚到了;要出国,出了;赚了大把钱之后,他得癌症了。他说如果能治好癌症,去扫大街都成。结果,他的癌症治好了。他又开始了风生水起的生活,之后他抑郁了,每天想自杀,不得不靠服药来抑制那种深度抑郁。他说他的神经极度紧张:员工出问题,他骂街;员工笑了一下,他都可以直接骂人;到了办公室就很紧张;不敢看合同……“西医让我吃药,让我回避一切可以刺激我的,但是没用,直到我学了中国传统文化……”胡小林最后说他信佛,认真学传统文化,背了《弟子规》之后,他明白了,直到现在他每天还在读《弟子规》来改善自己的行为方式。
海尔集团CEO张瑞敏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善于从传统文化,从《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经典中汲取企业发展的智慧,从《易经》中探求企业发展的灵动力。在海尔工业园里,按照他的构思修建了一个泉水景观,并命名其为乾泉,其含义源于《易经》“君子终日乾乾”,是海尔人自强不息,追求奋斗卓越的精神。
海南航空集团董事长陈峰师从南怀瑾,平日一身中式对襟衫、练功裤、布鞋,素白的太极打扮,爱围棋、谈儒礼佛。在海航内部,陈峰要求员工必备两册书:一册是《中国传统文化导读》,一册是以南氏精髓编写的《员工守则》。《守则》开宗明义:“德在人先,利居人后”。
但是,无论哪一家企业都很难说靠自身的探索和实践去彻底解决问题。如果说企业家的私人信仰比较容易得到解决的话,那么企业自身的信仰以及涉及的管理问题、社会问题却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信仰问题。
实际上,企业家忙于解决个人信仰的同时,社会大众也没有闲着。据官方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一说3亿),信教人数呈平稳增长态势;宗教活动场所共约13万处,比1997年增长约5万所;宗教教职人员约36万人,宗教团体近5500个,宗教院校110余所。
但显然,宗教的兴盛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就如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指出的:“特别是那些私密式的、个人的信仰,实际上还是私人的东西,仅关乎私密的自己,难以进入公共行动领域,构建一种社会共享的信仰共同体,发挥公共信仰的群体制约功能或规范功能。”在这一点上,企业又能做出多大贡献?由于缺乏信仰共同体带来的管理责任和社会责任,企业又能够承担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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