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北京第四医院怎么走？”50出头、操着南方口音的邹先生已经从崇文门路口到东珠市口来回走两趟了，挺冷的天，可他的额头却渗出几点汗珠，没办法只得向路边一位水果摊摊主打听。邹先生说自己是位大夫，这次是来访友的，朋友就在北京第四医院工作，其实他两年前曾来过的，可这回偏偏就是找不到。应话的摊主随手向邹先生身后一指，“这不就是吗！”抬头一看，7个金色大字就镶在一座五六层高的白楼大门上方———北京市普仁医院。邹先生将信将疑地往里走，摊主也明白了，赶忙解释说：“这就是第四医院，普仁是刚改名字，准没错！”

    据摊主讲，自从第四医院改名字之后，老有人打听，不是找不着四院、就是找不着普仁。“不信你问问他们，他们遇到打听道儿的更多。”摊主边说边指了指在路边等座的几位板儿爷，这几位也都冲摊主赞同地笑了笑。为什么改名呢？摊主和几位板儿爷都一致认为原因在于第四医院的这个“四”字不好听，很多病人都由于忌讳“四”的谐音“死”而不愿意来这里看病。那又为什么改叫普仁医院呢？“可能是好听吧。”一位板儿爷含含糊糊地解释道。在医院挂号处几位排队的患者小声 嘀咕，“以前来这医院看病的并不多，改名后这一个月，人明显多了。”

更名改姓话百年

　　走到今年9月12日，普仁医院整整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其间几度更名改姓，它的每一个名字都使人不禁联想到中华民族即将走过这一百年中的每一次沉浮……

　　1900年(清光绪26年)，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英国在当时的哈德门外珠营胡同建起一所军医院。1901年这所医院定名为普仁医院。这时的普仁医院隶属于英国基督教会，主要的服务对象就是英国侨民。1931年3月，英国驻华大使馆从香港汇丰银行取出庚子赔 款中的10万元，在外八区(即现在的崇文区)购买空地20余亩，开始筹建普仁医院新址。1933年建成一座二层小楼，由于使用庚子赔款建成的，故被称为“庚子楼”，现在这座小楼已经被拆除了。1933年3月，新普仁医院正式建成使用，当时医院有职工30多人、病床只有50张，每天门诊100多人。此时的院长白子明是受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委托管理医院事务的。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这所医院由日本人接管，改办卫生试验所。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医院又被国民党北平市卫生局接管，改名为卫生试验所，主要工作是食品检验。1947年初，国民党北平市卫生局又委派北平医院(即现在的北京医院)在这里附设了北平医院分诊所。1948年初，北平医院又在这里借了十几间房作为病房，并将分诊所改称北平医院分院，由陈海辰任院长。此时，这所医院只有6张床位、十几位工作人员。1949年2月，北平解放。这所医院被中共北平市公共卫生局委派军管会接管。同年7月，北平医院分院改名为北平市立第四医院，隶属于北平市公共卫生局。此时的陈海辰院长成为了解放后第四医院的第一任院长。当时全院有职工40多人，病床16张，日门诊量100多人次。建国后，正式改名为北京市第四医院。

照不下的合影
　　记者一走进普仁医院何平院长的办公室，摆在沙发上方一米来长的合影便显得格外打眼，虽然挺长，但合影上每个人的脸还是小得看不大清楚。何院长讲解道：“这是为了纪念普仁医院百年，全院职工刚刚照的合影，人是小了点儿，但拍成这样已经很难得了，人再大我这办公室就放不下了。其实这还是三张照片合成的呢，因为一张拍不下，只得分成三拨照合影，最后再合起来。”每张合影上都是肩搭肩地满满好几排人站在崭新的医院大白楼前。据何院长介绍，现在医院共有职工1083人，其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占77%。说着，何院长又从书柜里拿出一张泛黄的旧照片递给记者看，“这是我们医院1950年全体职工的合影，一共36位。”照片上，一座旧砖楼当背景，那一代人意气风发的每一张年轻面孔都清晰可见。望着一旧一新两代人的合影，何院长不禁感叹：“我们院在新中国这51年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一步一步走过来体会不到，这样猛然把两头放在一起，也真为我们院骄傲。”

住一天院就跑了

　　据了解，当初提出要不要改名叫普仁医院时，大家也是反复商量，因为无论是院里、还是院外，关于改名字一直有两种看法。有 的老领导、老职工由于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对恢复当初侵华洋人教会的医院名字有些想不通，认为那是中华民族一段屈辱的历史，看到“普仁”这个名字只会让人想起国耻和不光彩。而另一种声音则主张改名，因为的确存在一些仅仅由于忌讳“四”字而不来这个医院看病的人，甚至有的病人已经住院一天了，最终还是觉得别扭，又转院了。“最终我们提出了一个最高标准———病人喜欢的就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依照这一服务准则我们的讨论结果是———改名字！”何院长斩钉截铁地说。

    其实，提出要改名字时何 院长也有些担心，一旦改了名字，作为第四医院这么多年的积累可能就会有所丢失，而且通知很多关系单位也是个相当繁琐的工作。但他还是决定，改！原因有四：第一，北京按次序命名的医院只有二、四、六三家了，有的“文革”前就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沿用这个数字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第二，病人喜欢的，医院就要做好，所以既然有一部分病人忌讳这个“四”字，我们就应该从感觉上去迎合病人，这也是从侧面为他们解除痛苦，尤其是病人这个特殊人群，大部分病人的感情是敏感而脆弱的，作为医院应该从每一 处细小方面来为病人营造舒服、体贴的感觉；第三，“第四医院”和“普仁医院”从字面上看，显然后者更加贴近医院救死扶伤的宗旨，寓意为“给普天下的老百姓以仁爱的服务”；第四，在这一百年中，共为2000多万病人解除了病痛，借百年之机，正好可以重新做个调整，以新的面貌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备战医改。

医院吹进人文关怀风

　　改名字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时因为这是在门面上做文章，如 果你在普仁医院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很多像改名字这样体现普仁于细微处见关怀的“小事”。进出门的车道刚刚拓宽了，为了让接送病人的车辆畅通无阻；卫生间每个隔间两边的隔板上都安上了扶手，为了助不方便的病人一臂之力；而且每个卫生间隔间里都安上了点滴吊瓶挂钩……最大的一项附设投入、也是最不为人知的一件“小事”就是，在医院南面一座白楼外面，二层的窗外凭空架起了一座近50米长的绿顶棚通道。何院长说，这是因为这座楼的二层是放射科，即使是关着门，透过门缝出来的电离空气和X射线对人体都是有害的。有人认为，大部分病人也并不是经常穿过那里，受到的损害微乎其微，何必花上四五十万元去建这么一条多余的通道。 何院长坚持的理由是：“在普仁医院里，只要是对病人健康不利的，哪怕再小、再不起眼，只要发现了就不能耽搁。病人不知道我们做了什么没关系，我们一定要知道病人需要什么，许多事都是很细小的，但是正是在这些细小的地方才更能体现出我们对病人的关爱与体贴。”

人们过得讲究了

　　采访中，在医院大堂正碰上王小姐搀着她母亲来看病。王小姐直言：“其实这医院叫什么我并不在意，可是老人在意呀！别人一问你住在哪家医院，回答‘四院’让我母亲听着不顺耳，所以即使我们家就住在离这里很近的磁器口，我母亲也宁愿绕远去别的医 院，我们做儿女的即使不在乎也不好硬劝老人家。最近听说这里改名了，叫‘普仁’，挺好听的，就说服我母亲今天来这里试试看，老人家也不再固执反对了。”无独有偶，京城北沙滩附近曾经就有一家军队医院叫514医院，谐音“我要死”，人们忌讳就更多了，多人都表示坚决不愿意去这家医院看病，光听名字没病的也被气出病来了。没法子，这家医院只得换了号。现在，人们真是活得越来越精致，“四”字却越来越倒霉，挑电话号码，使得很多有4的号码只得贱卖；买房时都不愿意住带4的楼层，房地产商只得在标楼层时跳过4、14等等，于是3和5在电梯按钮上比肩而站；汽车原本译音为“奔斯”，但无可奈何总也打不开销路，最终恍然，改叫奔驰……